广州火车站往事

原标题：广州火车站往事

2014年,广州火车站进入不惑之年。

这个建于1958年的车站,从建设构想之日起,就承担着交通之外的责任。1958年,中央提出在北京建设十大工程,作为庆祝新中国10周年的重大献礼,与之呼应,广州也推出自己的“十大工程”。

这种时代的使命感,此后一直伴随着这座火车站,并直接在历史的舞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先后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港澳台探亲,以及市场经济建设。

如今,广州火车站已经成为了中国南方最具象征意义的坐标,围绕着它的,包括铁路、汽车、地铁组成的交通枢纽,服装、鞋子、皮包构成的贸易商圈,国际交往形成的黑人聚居区,还有治安状况最复杂的城市中心。

火车站的民工潮

“他们手里的车票,起点各有不同,但终点都是广州站”

1980年,一个叫王建州的年轻人从河南来到广州,前往海军服役。在他第一次从广州火车站出来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个当时略显冷清的火车站,在几十年时间里,成了中国南方最重要的火车站,也成了自己最终停留的地方。

今天很难想象,在1974年建成广州火车站之后的几年里,这个地方客流少、参观者多,甚至经历过几乎每天都有以学校、少年宫为单位组织的团体前来参观的时候。

直到在广州火车站建成10周年的1984年,那年的1月24日,邓小平来到了广州火车站,后去往深圳。

邓小平第一次南巡的效应是明显的,珠三角地区,凭借着交通区位优势,廉价的土地,宽松的政策,吸引了一大批港商、台商和外商投资办厂,与之而来的,是工厂招募的来自全国的打工群体。他们手里的车票,起点各有不同,但终点都是广州站。1985年,此前舒适宽松的运营状态再也没有了。

王建州还记得1980年代后期的广州火车站,那时已经有了“春运”的概念,尤其是节后,南下的民工潮一波接着一波,但刚到广州火车站的外地人,一时无法确定具体的走向,便停留在了火车站周围。“那时的农民工不像现在,都是先来了广州后,再想办法找到打工的机会。”王建州说。

2002年他退伍复员,分配到了流花管委会,现在是管委会办公室的副主任。

根据1988年的《广州市政》记载,“流花地区是我市交通枢纽,这里流动人口多,情况复杂,是全市流窜犯作案最多的地区。”流花地区的中心,就是广州火车站。

在王建州到来前两年,广州市撤销了流花地区管理委员会的市属,移交给越秀区政府接收管理。这个管委会办公室,责任的是协调城管、公安等部门联合执法管理。

目前,尽管工作强度依然很大,广州火车站地区的治安状况比起历史上,已经好了太多。

曾经混乱的治安

“盯着戴金的旅客,就会看到来抢的人”

从1980年代开始,随着运送旅客数的增加,广州火车站的治安开始出现了问题。最早是向滞留火车站的外来人口非法拉客的现象,后来,逐渐向更为复杂与严重的治安问题发展。

王雄在2001年从广东省体育工作队柔道队退役后,进入了广州火车站派出所。2003年,王雄被所里成立的一支“打击流窜犯罪专业队”选入。这支队伍通常简称为“打流队”,职责相当于今天的便衣警察,当时全队11人。

据他回忆,直到21世纪初,广州火车站的偷窃、抢劫案件依然十分猖獗。那个时候警察的一种破案方式是,人群里谁是抢劫犯一眼看不出来,但是谁的脖子上戴着金项链、耳朵上戴着金耳环还是很好辨识,盯着她,就会看到来抢的人。

而打击扒手偷窃,则更需要技术和耐心。“一般来说,他们会有一些特征和旅客不一样,东张西望,神不守舍。”有时,同样东张西望的王雄也会被小偷认为是同伙,并上前询问一天的收入,“后来他被抓住了,才后悔大意了。”

除了一般的偷抢行为,从外地接人到广州火车站的非法客车也有出现。王建州记得,这些客车由于进不了汽车站,便在火车站前的高架桥上将人放下,“晚上的时候,人一下来,就有摩托车开过来抢包。”

在那种治安状况下,警察时常需要鸣枪执法。2004年11月凌晨,广州火车站上百“背包党”成员与保安发生冲突,直到警察鸣枪才得以制止。

王雄也记得,2004年,广州火车站的南头北头都出现了持刀抢劫的案件。那是两个铁路线的缺口,可以直接进入火车站,为买不到票的人提供最后的机会。而两地又都是偏僻所在,便有犯罪团伙看上那,专门伏击路过的旅客。

广州火车站派出所接到报案后,由“打流队”队长亲自带队,全队出动,全副武装。王雄尤其记得北头天桥上,全队在火车站广场西侧的旅店埋伏了一晚上,摄像取证,直到犯罪分子出现,便立即行动,“为了制服他们,动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网枪。”

那几年,“打流队”平均每人每年破获刑事案件100多起,全队全年超过1000起。而在2004年,整个广州火车站地区刑事案件立案5142宗,占到越秀区全区的43%。这些尴尬的数字,在2005年得到了彻底改变。

2005年,铁道部、公安部联手开展“百站百车”治安整治,全国数百名警力陆续调往广州火车站,20天内端掉了19个帮派。那些混乱无序的日子,算是一去不回了。

也就是这一年,“打流队”改为“巡警队”,2007年,又改为“刑警支队四大队”,最高峰的时候,全队近30人,但2008年后,就没有招收新人了。现在,他们的人数又回到了成立时的11人。

形成贸易商圈

“上午设计中午买布晚上加工,一早就卖上千件”

“看到对面的红棉服装城吗?那里原来是红棉酒店,后来发现开商场更赚钱,就改了。”王建州看着办公室窗外,感慨道。

红棉服装城,就在广州火车站的对面。除了这座服装城,广州火车站的已经形成了各类贸易商圈。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年元月,广州火车站对面的白马服装城开业。

依托广州火车站的交通,广东强大的服装制造业,以及广交会的影响,白马服装市场一出现,便迅速积攒人气。这里至今流传着一个故事,用以证明勤奋等于财富:有一对四川的夫妇,上午找人设计衣服,中午购买布料,晚上通宵加工,一早便卖掉上千件成品。

说起那个时代,有一句反复被提及的话:“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开放的商品经济暖风,让岭南之地成了淘金的乐土。当时,全国各地的服装商人,来到广州取货。出了火车站走上几百米,便是他们此行的终点。

王建州记得,在那个物流业远没有今天发达的年代,外地来的人批发了大量服装后,再坐火车运回去,“一大捆一大捆地扛上火车,很多都是北方人。”

从白马服装城开始,,卖衣服的站南路,卖鞋的站西路逐渐成型,而东边的小北,北边的三元里,又因为贸易兴盛带来的国际交流,成了广州两个著名的黑人聚居区。

直到地面的土地用完后,火车站广场的地下人防通道,也改做了商城。2012年,白马市场租赁收入3.3亿元,销售额超过100亿元,每平方米租金比超过了天河城。

“流花玉宇”可能扩建

2008年的南方雪灾过后,广州火车站的运营上限再次成为了焦点。最多的时候,超过50万旅客滞留广州火车站。

为此,2009年开始,部分客车的候车点改到了琶洲,从而可以减轻广州火车站的运营压力。但这终归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去年开始,琶洲候车的次数从12趟变成了6趟,这是市政府平衡双方的一个办法。”王建州解释到,因为此项工作需要配合的部门涉及太多,工作强度过大,琶洲方面表达过不愿意承担春运候车的意思。

于是,2014年,传出了广州火车站将要改造的消息。4月3日,广州市长陈建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广州火车站改造主要是为了广清、广佛肇等城际轨道能进入广州火车站,但就目前广州火车站的现状,它的股数不够,所以要扩建。不过,涉及的相关工程过大, “最快,可能2016年都不一定能动得了工。”

但传闻终究还是被证实了。

这是新的交通时代,铁路已没有了绿皮车,需要的是越来越多的高铁和轻轨。建成初年被称作“流花玉宇”的火车站,现在显得老旧了。没有人知道,它在50周年的时候,会是什么模样。

好事多磨

1958年对于整个中国而言,发生了诸多影响后世的大事。

广州火车站,由广州铁路局在这年5月向铁道部提出申报,借着全国“大跃进”的形势,这座1955年申报时未获批复的新客站,这次获批兴建。

老的广州火车站是位于白云路的大沙头车站,1910年建成,1911年随着广九铁路的开通投入使用。

不过,广州火车站的真正建成,却是要等到19年后的1974年。用它的设计者林克明后来的话形容,整个工程经过了“一番起落”。

1962年,经历了“大跃进”和大饥荒后,国民经济严重受损,中央决定压缩建设投资规模,广州火车站工程暂停。

1965年,新车站的修建再次动工,但是在修至第二层时,又被迫中止。这次的理由,是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觉得,“原设计方案高度太高,会影响白云机场的飞机安全降落。”

为此,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亲自打电话给刘亚楼,邀请他来到广州共商火车站的修建。刘亚楼后来给出了自己的方案,火车站的总高度,不得超过27米。陶铸不肯让步,表示宁愿停建也不能改变原设计。

作为中国第一代建筑学家,林克明的设计有着自己的思想。表面上看,这是一座符合时代审美的苏式建筑,但在内部布局上,则是沿袭了岭南建筑的风格。火车站整个站楼内部采光和通风良好:正立面向南展开,为横向五段式;首层为通长外廊,利于旅客遮阳避雨;2至4层都采用通高垂直遮阳板。

1971年,广州火车站被列为大中型项目,工程重新开始,终于在1974年竣工。由于车站建成于“文革”期间,主楼两肩的标语,充满了那个时代的特色:“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1985年,大沙头火车站的所有业务都已转移至新火车站,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它于当年拆除。12年后,在那原址上建起了现广东省交通厅办公楼。

联通粤港

广九列车的停运是在1949年。1950年和1956年,就广九直通车的恢复,内地与港英当局分别进行了7次会晤,但最终没有达成共识。此后,由于内地的政治形势,这件事便被一直搁置。

转机自然也随着多年政治斗争的结束而出现。1979年2月,广州铁路局与香港广九铁路局签订《关于开行广九直通旅客列车协议》。邓小平对此作出批示,“应尽快开行”。

当年4月4日,广州火车站迎来了第一件参与其中的历史大事——广九铁路恢复行使。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铁道部副部长耿振林等来到广州火车站参加典礼,时任香港总督麦理浩乘坐了第一班列车回到香港。

粤港政府的密切交往,至此开始。而铁路通车的背后,实则是邓小平主政后的新政治语境下,开放国门的试水。

两个月后,广东省委正式拟定《关于发展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得到中央肯定。

两年后,中央政府在广东成立深圳经济特区。

社会急速变化,思想急速解放,广州火车站作为中国南方的大门,开始肩负更大的责任。“文革”之后,火车站楼顶原本的那两条“万岁”的标语被移走,并在1986年换了新的标语。

鲜为人知的是,由于当时广州往往作为港澳台居民回到内地及海外侨胞回到祖国的第一站,广州市委便决定以此成为新标语含义的指向,这便是直到今天还竖立在火车站的两句话:“统一祖国 振兴中华。”

“拉客仔”和“背包党”

广州火车站兴建之时,流花还不是城市的中心区域。公共运力有限,私人客运便越来越多,“拉客仔”随之诞生。

最早出现的“拉客仔”以广州本地人居多,做的是类似中介的生意,将旅客推荐给司机,赚取“介绍费”。后来,这些广州人自发形成“广州帮”,逐渐垄断了拉客生意,外地人无法插手。

进入1990年代,广东省的经济发展更为迅猛,中转的客流也越来越多,火车票在这一时期开始,成了抢手的商品。

1992年开始,广州火车站广场附近,倒卖车票、制卖假票的现象屡禁不止,并日益严重化。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多个团伙、帮派在这里争夺火车票的违法生意。当时比较成气候的,就又“潮汕帮”、“东北帮”、“湖南帮”等。

犯罪的日益猖獗刺激着犯罪的恶劣程度不断升级,“重庆帮”、“四川帮”开始在广州火车站附近从事拐卖妇女、强迫卖淫的恶性勾当。

这一时期,出现了“广州黑社会第一案”,帮派头目周广龙以这种姿态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个来自黑龙江的黑老大,起先从事的是非法拉客的生意。

1995年4月,周广龙在火车站东广场强行为深圳安华惠阳投资公司的客车拉客,并要求该公司每载一车旅客就向其交纳拉客费80元;7月,周广龙变本加厉地要求其每月另交2万元“保护费”;此后,在提出每车增交800元或每月增交1万元的要求被拒后,9月8日,周广龙召集20余人在广州火车站殴打深圳安华惠阳投资公司的员工。

同日,周广龙还指使同伙,在火车站东广场用猎枪将竞争对手孙成军打成重伤。

与此同时,偷窃抢劫的行为,几乎每天都在广州火车站发生。据后来的媒体报道,1993年3月,“全国内儿科危重、疑难病症诊治经验研讨会”在广州举行,不料,四天时间里,五六名与会代表先后在广州火车站一带遭遇抢劫、偷窃、殴打或侮辱。甚至有的代表刚下火车,在公厕内便被歹徒强搜腰包。

21世纪后,随着周广龙黑社会的覆灭,广州火车站的治安出现了短暂的好转,但随着帮派之间势力的重新划分,“背包党”开始一家独大。

据当时的媒体记载,2003年起,有数百人背着装着假车票、假发票、假证件的背包,整日游荡在广州火车站、省汽车站和流花汽车站之间,对外来人员实施偷抢首饰、手机、背包,卖假发票、调换假钞,以及拉客等违法犯罪活动。

犯罪团伙的壮大带来的是犯罪气焰的嚣张。2004年11月凌晨,广州火车站上百“背包党”成员与保安发生冲突,直到警察鸣枪才得以制止。

2005年,铁道部、公安部联手开展“百站百车”治安整治,全国数百名警力陆续调往广州火车站,20天内端掉了19个帮派。广州火车站混乱无序的日子,算是一去不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