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为什么批判宋庆龄

斯大林试图利用宋庆龄分化、打击国民党上层

广州起义失败，共产国际丢了面子。是年托洛茨基败给斯大林。后者作为共产国际一度的执牛耳者表现了强大的震慑力。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向忠发等人左性大发，为了表示对斯大林和苏式共产主义的忠诚，这位工人出身的中共总书记接连制造一个个针对自己同胞的冤案。“江浙同乡会”的案子还没有平反，他就制造了另外一起冤案。这就是为第三党定性。作为该党筹建者之一，宋庆龄的处境也因之发生了微妙变化。

尽管1927 年国共分裂前夕，斯大林承认自己和身边幕僚被中国复杂的形势弄“糊涂”了，但他让陈独秀当了所谓中国革命运动中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替罪羊，洋人为陈独秀“量身定制”的这顶帽子压在他头上几十年，而且斯大林的做法在中共党内开创了“总书记反党”的恶劣先例。

向忠发知道第三党的主张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中共党内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内许多人对中共政策不满，便开始紧锣密鼓处理事态。1928 年2 月11 日， 他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交报告，说“中共正在分裂”，被开除出党的谭平山聚集了一批人在身边，反对中共，被列举的人有杨匏安、冯菊坡、郭瘦真、阮啸仙、张善铭、于树德、李求实、叶挺等，好像周恩来也有些倾向于谭平山。这一切“与谭平山的影响不无关系”。紧接着，向忠发使出杀手锏，为谭平山等人和他们正在筹划的工农党定性：反对中共，反对共产国际；是机会主义倾向。 四天之后，2 月15 日向忠发再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把这个尚处于酝酿阶段的十分松散的群体定性为“右倾取消主义者和半孟什维克”性质，建议尽最大可能与谭平山进行斗争，要“从思想上揭露之”，以便“从组织上巩固”中共。

斯大林自然支持他的无产阶级战友，他不仅亲自过问此事，而且在 2 月23 日主持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其决议中把向忠发使用的“半孟什维克”中的“半”字去掉，升级为“孟什维克”。决议称：“中国共产党应当对那些原共产党员谭平山等为组建名为‘真正共产党’的‘农工党’，实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的做法进行无情的斗争。事实上，这是孟什维克的、反对工农的政党，是蒋介石和其它屠杀工农的刽子手们的驯服工具”。又过两天，2 月25 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9 次扩大全会把这一段话写入正式决议。再后，斯大林的观点载入了中共在莫斯科举行的第6 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内称“第三党”、“工农党”是“要来削弱工农反抗国民党的斗争”，中共要“指斥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奸细”。

宋庆龄的地位可想而知。接下来的事更加离奇。1928 年2 月17、21 日宋庆龄给时在德国的邓演达写了两封信。邓演达回了一封长信，告诉宋庆龄，最近收到“国内无量数的信件和请求”都向宋庆龄致意。邓演达告诉宋庆龄的信息是：叶挺要来苏联；彭泽民来信中认为“第三党的组织是必要的，容易成功的。”邓演达以为可以继续使用孙中山“从前在日本的主张，就以‘中华革命党’为新党的名号”建党。为此他建议宋庆龄或到日本或到德国面谋建党的事。不知道宋庆龄是否接到这封信。能够见到的是，信封和信完好地收藏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里(РГАСПИ) 。这封信遂引起了一阵波澜，它被译为俄文交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3 月22 日，斯大林主持联共( 布)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会议并就邓演达信中提到的宋庆龄、邓演达、叶挺等人逐一做出具体指示。

关于叶挺，斯大林令其到“疗养院住一个半月，然后给他一个机会提高军事素养”。为不让叶挺与宋庆龄、邓演达很快相见，斯大林再指示“利用”宋庆龄：“最好让她到美国去一两个月， 做报告，发表演说，宣传苏联和中国。”“如果宋庆龄愿意，可以让刘克司( 即普利契，1926-1927 任苏联驻汉口总领事时与宋庆龄相识) 同志陪同。”次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米夫紧跟斯大林，就宋庆龄事向加拉罕和伏罗希洛夫提出四大项计九条建议。直言不讳地要“改造”宋庆龄，例如，让她参观苏联建设成就，安排人为她讲课， 让她参加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大会等。建议联共( 布) 中央“负责同志与宋庆龄谈一次话，摸清她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9 次全会关于第三党决议的态度”；“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制定利用她及其同道的方针”。在国共关系方面, 米夫认为“可以利用宋庆龄来分化国民党的军阀上层，保证把国民党左派挖出来参加与中共联络的工作”。至于宋庆龄在中苏国家关系方面，米夫毫不遮掩共产国际为苏联外交服务的打算，他主张“利用宋庆龄向南京、武汉和冯玉祥这三个中心施加压力，迫其恢复同苏联的关系”，还要她“大义灭亲”，揭露国民党领导人孙科、胡汉民、伍朝枢( 当时在土耳其)，和所有帝国主义报刊的反苏言论。让母子或父兄“以革命的名义”反目是共产国际惯用的伎俩，虽然孙科与宋庆龄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共产国际期待的是由她发声批判子辈孙科产生的社会效应。这种做法我们是熟悉的，1927 年四一二事变后蒋经国、邵志刚( 邵力子之子) 都曾由共产国际布置向报界发表声明，批判他们各自的父亲站在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一边扼杀革命，宣布同他们断绝父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