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视张贤亮《绿化树》的超时空意义

原标题：检视张贤亮《绿化树》的超时空意义

文本论

□雷 达

从西北高原一个荒寂的被人遗忘的村落里，突然射出了一道强烈的、巨大的、照人肺腑的艺术之光。它受孕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饥荒岁月，却辉映于八十年代初期的蔚蓝天幕。虽然横亘着二十余年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由于它揭示了具有哲理色彩的重大的人生主题，它的艺术力量依然像电流一样，迅速地通向了今天每个富于良知的心灵。但是，也由于它触及了至今仍然极其敏感的知识分子问题，也就造成了人们感受的空前复杂和认识的多种歧异。这就是张贤亮的系列中篇之一《绿化树》所产生的特殊的社会反响。

不要把社会政治概念当成文学批评标尺

《绿化树》拥有奇异的艺术魅力：它充满着荒原气息和犷悍之美，它绝妙地描绘了难以忍受的饥饿感，也出色地描绘了如火炽烈的感情；它以准确的瞬间感觉涂绘出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时代低气压，也以雄浑恣肆的笔墨传递出野性的灵魂的呐喊；它描写了知识分子精神跋涉的艰辛和马列主义灵智的光芒，也描写了一位带着“罪犯”镣铐的青年诗人从踽踽独行到在人民中寻求“超越自己”的根基……总之，它以现实的心灵化和心灵的现实化，带领我们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识的形象世界里。

今天的读者仍然有各种理由对这部小说提出分歧的看法。这种种看法无疑只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生活和艺术的理解。有人为之赞叹、倾倒；有人对之反感、嫌弃；感情脆弱的读者，陪着男女主人公一起流泪；冷静而克制的读者，则长于理性判断，指出漏洞；有人认为章永璘的“改造”是真实的、典型的；有人则认为章永璘的“改造”是人为的，是已被实践证明行不通的，不足为训；有人认为章永璘的苦难中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有人则认为作者表现了对苦难的病态崇拜；有人认为作者概括了一类知识分子的追求；有人则认为作者贬低了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人认为是劳动人民拯救了章永璘；有人则认为作者盲目赞扬了体力劳动者的蒙昧；有人认为作者对极左路线极尽批判；有人则认为作者至今站在“左”的立足点上……如此分歧的看法，只能证明：《绿化树》是一部内容较为复杂的作品，它的主题具有相当的广阔性、多义性和丰厚性，同时证明，它是一部能够引起人们探索它底蕴的感情的作品。仅此一点，也足可使它的作者感到欣慰了。

问题在于，张贤亮不是社会学家，而是诗人（广义的）。《绿化树》并不是用社会学的观点研究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社会生活特征，而只是以诗的方式再现了那个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特定人物的生存和抉择、命运和情感。何必要苛责一个小说家没有以全面的严谨的逻辑方式总结那个时期的生活，分析那个时期政治、经济生活的全部根源呢？这样的要求，事实上已经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畴。遗憾的是，我们常常不由自主地把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概念，把政策和思想的一般原则，当成了文学批评的最重要的标尺。

我想，还是让我们尽可能地少纠结在诸如“思想改造”（指曾经流行的专用名词）、“知识分子是否是工人阶级的一个部分”、“与工农兵相结合”、“商品流通”之类的政治经济术语上，不要从定义，而是从张贤亮所创造的形象世界里，去领受他究竟通过艺术形象要感染我们一些什么，也尽量从美学的和历史的评价角度，看一看他的成功和失误吧！

“贬低论”是超越历史条件的苛责

读者盛赞作者写饥饿感达到心理氛围的高度真实，使人恍如身历其境。可是，透过这种饥饿的描写，作者自有其深沉的寄托。人之区别于非人，就因为人不是消极地、被动地适应环境，而应该是积极的、能动的、实践着的主体。可是，处在“改造”中的章永璘，这位“现实的个人”，早被剥夺了创造历史、改造环境、施展才能的权利；他的“改造”是赎“原罪”式的，他的劳动是无价值的。马克思曾这样说过：“吃、喝、性机能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问题的实质正在这里。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章永璘的单纯的求生欲望则使他与自己作为一个人民教师的“人”暂时分道扬镳了。现在，他的可怜的知识和聪明，只能用来利用视觉误差多捞取100CC面糊，狡黠地用三斤土豆换五斤胡萝卜。他被抛出了正常的社会联系，丧失了人的本质特征——劳动的权利，他的灵魂怎能不严重扭曲、变形，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向着自己的对立物靠拢呢？

令人费解的是，有人认为这样的描写是在贬低知识分子，是忘记了知识分子理应是工人阶级的成员。理由是，权衡知识分子阶级性质的标准应该是经济地位和为谁服务；既然章永璘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那他就应该“以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本身身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昂首挺胸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而小说中的章永璘却“安于忍受不公正的待遇和受压抑的困境”，这岂不是一种自我“贬低”吗？

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超越历史条件的苛责。持这种意见如果不是过分热衷于逻辑推理，也是对上世纪六十年代整个社会气氛、意识形态特征和价值定向缺乏感性的认识。并不是章永璘不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社会不让他“服务”，并不是张贤亮在贬低知识分子，而是那个时期的“左”倾政治在贬低知识分子。章永璘暂时只能在当时历史条件和社会心理所允许的情势下，在他的认识能力所能够达到的水准上，来认识他自己的境遇和地位。因为，人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的，也就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认识自我。

一种不同于“思想改造”的哲理追求

如果认为《绿化树》的题旨仅仅是对“左”倾错误的深刻的艺术批判，那充其量只是接触了这部作品丰富的、有机的主题思想的一根重要支脉罢了。在我看来，《绿化树》的主题是由三条不可分割、筋肉相连的思想脉络构成的。这三条脉络是：对“左”倾错误的贯彻始终的批判锋芒，对“超越自己”的崇高人生境界的向往和求索，对蕴藏于劳动人民中的原始美和淳朴人性的热烈礼赞。正是这三股思想的合流，交融渗透，相补相生，形成了《绿化树》强劲蓬勃的思想冲击力。

我不同意《绿化树》是描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这一提法。“思想改造”这一专门术语，是经过长期“左”的思想的曲解后所遗留的产物，也是一个曾经伤害和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感情的用语。这个用语，有它特定的历史演变的含义，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直到消亡的全过程中，它意味着唯血统、唯成分论，劳动惩罚、不信任，永无休止的检讨、没完没了的赎罪，甚至“文革”期间被打上了宗教式的苦行主义的印记。

可是，有的人为什么总要把《绿化树》和这种所谓的“思想改造”联系在一起呢？从章永璘的客观处境来说，当时的政治生活所强迫他进行的，正是上述这种“思想改造”；而从张贤亮对章永璘的思想历程和心灵变化的具体描写来看，倒是恰恰否定了这种“改造”，而肯定了另一种真正的主观世界的净化和改造、人生境界的提高和人生信念的建立。这是一个重要的界限，必须划清。倘若张贤亮还是依着多年的陈规老例，大写所谓虚假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脱胎换骨”之类的呓语的话，那我也会同意某些意见：《绿化树》在继续宣扬“左”倾思想，作者的双脚还深陷在极“左”路线的泥淖中不能自拔。

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从小说的“题记”来看，作者要写的是一部总题为《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的系列中篇，而这部书的中心内容则是“描写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甚至曾经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如果这也是一种改造过程的话，与上述所谓“思想改造”完全是两回事。我认为，在这些话里多少体现出作者的一种哲理追求。正因为章永璘的生活道路中包含着某种永恒价值，才使它能够激动今天千百万不同职业、不同经历而思索着“活着为了什么”的人们。

《绿化树》已不仅是作为系列中篇之一的片断意义存在着，且已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独特现象，留给人们以众多的话题和有价值的争议了。也许这是历史和现实、时间和空间的“视觉误差”造成的吧，那么，就放它回到时间和空间中再受检验吧。

雷 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