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范松青

原标题：“失败者”范松青

范松青，1955年12月出生于湖南宁远县城。1978年9月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经济学学士；1982年7月分配到湖南零陵地委党校任教。1987年10月，调零陵报社工作。1994年调入广州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任教。同年11月，调入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1998年调入广州市纪委、监察局工作。2007年6月，调任广州市政协办公厅研究室主任，2009年12月任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至今。

范松青很可能是近10年来，媒体曝光率最高的广州市政协工作人员。

上月，范松青反腐新书出版，他又“火”了一把。这距离他提出那份让他“成名”的提案一年多了。

2013年初的广州市两会上，范松青以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政协委员的身份，递交了一份提案：呼吁广州在全国率先试行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制度。随后，他还向媒体晒出个人房产、存款和收入等。一时间，“默默无闻”的范松青成为舆论焦点。

最近，即将退休的他自掏10多万元印刷费，撰写并出版的130万字的反腐丛书面世。

上一次，范松青不断被朋友、领导、同僚、下属甚至是不认识的人议论。“反腐斗士”“搏出位”“突然爆发”……种种说法传来。他都知道，却从不反驳也不解释。

这一次，大多数人的不理解跟上一次类似——— 为什么是他？他有何动机？

范松青的太太照例担心得很，“真是蠢到家了”。

范松青的同学兼好友刘华却一点都不惊讶，“他就是这样的人”。

范松青自己说，在工作上，他是成功者。而其他方面，他是个失败者。

这是一间风景独好的办公室，窗外有大片旖旎的二沙岛草坪。不过，坐在办公桌前的范松青似乎看不到这些。案上、茶几旁、地板的角落，堆满了书刊和文件。打开书橱，他指着里面一叠叠垒成半人高的自写材料，笑呵呵地说，“这可能是我最大的财富”。

明年年底，他将退休。回顾30多年的工作生涯，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又回到“体制内”，从记者到学者再到所谓“官员”，他一直在写文章，从未停止过跟文字打交道。

正赶上午饭时分，广州市政协机关饭堂宽敞而明亮，面对珠江，坐在能欣赏江景的位置享用午餐，是大部分人的选择。但范松青不。他往不锈钢饭盒里打了点米饭、几块红薯，还有鱼片和拍黄瓜，便匆匆回到办公室。

“很多人去江边散步了，而我中午的习惯是，边吃饭边看新闻，有时会写点东西”。

“范仲淹后人”

最近，范松青撰写的《我为反腐鼓与呼》出版，经媒体报道后有了一些影响力。那是一套三卷册的集子，总共130万字，记录了范松青的反腐人生。书出版一个多月以来，已经收到了近200张订单。“大部分的订单来自外地，全是我不认识的人，说是听了我的故事，敬佩我的人格才买书”，范松青说。

他说从没想过，要靠卖书所得，把为印书而花掉的10多万元赚回来。“如果能留下点什么，给有需要的人看到，还获得一点认同，就不枉了”。

书一出版，80岁的胡亦华就很感兴趣。人在佛山的他，辗转找到范松青的手机号，掏钱买了一套。“真的很感动，没有想过还有这样的人！谈反腐，出钱又出书，还要向朋友借钱。如果我们的官员都是范松青，中国真的会很有希望！”

胡亦华曾是江西省某地级市的宣传部部长。他说，自己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如今党内各种腐败，“我觉得很痛心”。他还打趣说，如果范松青被“发现”时再年轻一点，“应该向王岐山推荐，到中纪委去工作”。

出书反腐之前，是那个著名的反腐提案。去年广州市两会期间，范松青提出提案后，连广州市政协主席苏志佳都跟他打趣，“老范，我看到报纸了，你的照片比我的还大……”广州市政协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有时也对记者说，“你们没事别老跟在范(副)秘书长后面”。同僚们会公开说，“老范，你现在是名人了”。暗地里也有人诟病，“这是搏出位啊”。

直到现在，范松青接受记者采访，介绍自己时，依然会用他最惯常的说法，“我是范仲淹的后人”。

范松青说，自家族谱倒没有这样的记载，而是长辈一直以来的教诲。因为父母都是湖南衡阳县人，相传当地的范氏均为范仲淹的后人。这也让范松青从小就受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熏陶。

“我对记者情有独钟，觉得自己有义务要配合媒体的采访。”当过记者的范松青认为，记者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社会的声音。如今，回忆起漫长的事业生涯，他仍然觉得自己“最爱当记者”。

“失败”的记者

恢复高考第二年，范松青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毕业后，他在湖南零陵(今永州市)地委党校任教。按照大学同学卢晓媚的说法，“那时的范松青，如果走仕途，机会是大把的。然而，他却一门心思要当记者”。

恰好当时湖南零陵正在筹办地委机关报，范松青于是毛遂自荐。

“这岂不是从米箩里跳到糠箩里了吗？”时任零陵报社(今永州日报)副总编辑的张卓琳都觉得范松青“很傻”。他曾向范松青明示：“党校是个进可攻(仕途)，退可守(做学问)的地方，报社是个穷单位，记者是个苦差事。”

范松青还是去了。

1987年，他正式调入零陵报社，还对张卓琳说，“我梦寐以求当记者，可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在张卓琳印象中，当时，报社人少，采编虽有分工，但范松青却不管是分外还是分内事总是抢事干：农业稿件不够，他就争着下乡；工业稿件少了，他就带头下厂；版面太呆板，他就亲自画个插图；校对缺人手，他就帮忙搞三校；报纸缺照片，他就边采访边摄影。

“许多人称他是‘多面手’，但也有不少人觉得他把手‘伸长’了，他自己却干得不亦乐乎”。

彼时的范松青，在报社如鱼得水，当过政文部、经济部、文艺部、广告部的负责人。他特别有信心，老想着自己五六十岁，即使腿脚不灵便了，还能战斗在新闻第一线。怎么也没想到，他的记者生涯会因一张照片戛然而止。

一天，范松青陪地委领导去山里考察，一位瑶族老人好奇地盯着电视台记者的摄像机，这一幕被他拍了下来，还配了一首打油诗，计划在《零陵报》上刊登出来。“按道理，这幅照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当范松青的“得意之作”上版后，被报社当时一位领导撤了下来。

他很不理解，于是跑到领导办公室，两人因此大吵了起来。范松青脾气上来，撂下狠话，“东方不亮，西方亮。你不发，我就投给《人民日报》！”对方也不让，当着众人的面跟他打了个赌。

年轻气盛的范松青，只想着“不能输”，立刻就把照片和打油诗发给了《人民日报》。“结果真的发出来了，还用了很大版面，不得了”。

公开与领导结下梁子后，范松青有意无意间总被“穿小鞋”，到最后连他自己都感觉无法在报社待下去了。1991年，范松青找了个机会到北京学习，没想到卷入更大的漩涡。

一次偶然机会，他打听到报社从北京购买的印刷机远高于当时市面价格。一怒之下，他向当地纪委和检察院实名举报了该领导。“各种打击报复，随之而来”。

多年后，范松青已不大愿意提及当时细节。但那次实名举报的结果是石沉大海。“就像朝黝黑的山洞里大喊两声，听不见任何回音，你不知道洞有多深，也不知道里面是否藏着人”。范松青因此选择离开湖南，来到广州。

如今每每回到老家，当年的老同事请吃饭，总会提起他曾经的“义举”。旁人皆佩服他的行为，他却没得到太太的赞赏，“实名举报这种事情，能做吗？牛脾气，会让你吃一辈子亏！”

“失败”的副处

1994年6月，范松青来到广州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任教，一年后经推荐调入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后辗转调至广州市纪委、广州市政协等部门。他从“体制外”回到“体制内”，从记者到学者，而后又踏入“官场”。

有一回，范松青回长沙参加中央纪委主持的一个反腐败高端论坛，重遇报社老同事张卓琳。张卓琳问：“你怎么会爱上纪检监察工作的？”他笑说，自己本来就痛恨腐败，“新闻工作与纪检监察，一个是舆论监督，一个是纪律监督。”

刚进入广州市纪委的范松青43岁。他如此形容，“人到中年，心中的道义如山，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当时，他是副处级纪检监察员，主要工作是撰写材料、研究论文和领导讲话。那时，广州市纪委流传着这么个说法。“纪委有两qing，范松青和梅河清，都是出了名的‘笔杆子’”。

所谓“笔杆子”，在范松青看来就是“经常加班加点，挑灯夜战”。那是段燃烧激情的岁月，但付出和收获却似乎不成正比。范松青说，“我的纪委生涯，也充满失落”。他曾两次参加广州市监察局机关的竞岗，但都名落孙山。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之所以参加竞岗，是因为我相信，我的素质、能力和水平等，都完全胜任研究室副主任的职位”。这是第一次竞岗时范松青的演讲词。那时，他信心满满。

结果，几十号人竞争上岗，很多科长都成功被提拔为副主任，包括梅河清。只有三个人失败，范松青是其中之一。“我是副处，拥有三个副高职称，却当不上副主任”。

第二次竞岗，范松青仍以失败告终。“打击可想而知”，他称。

在范松青离开广州市纪委之前，广州市政协主席、时任广州市纪委书记的苏志佳曾与他深谈，后来还在广州市纪委的内部刊物写文章评价他：“优点突出，毛病也容易看出。敬业、专注、耿直、是非分明、笔下生花；有点迂，与同事偶有争拗，有点傲、公开标榜水平最高。毕竟一山还有一山高啊！”

对这番评价，范松青很有触动。他的迂和傲，也有例可证。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广州市纪委工作期间，他曾因用车的事情，被顶头上司发短信指责。他不服气，反过来与对方争吵。整整两年，他与身处同一个办公室的上司，互不理睬，直至调离该处室。那条指责短信，他足足保留了3年，到快要离开市纪委时才删掉。

昔日，不少同事都曾夸赞他，“写的是大材料”，但后来很多人的发展都比他好。比范松青年轻16岁的梅河清，如今已是广州市纪委常委、新闻发言人。

如今头发稀疏的范松青自我剖析道，“工作业务上，我自信是成功者；但处理官场人际关系，我绝对是个失败者”。

反腐“壮举”

2007年，52岁的范松青调入广州市政协，几乎一眼就能看见事业生涯的尽头。

去年初，范松青带着那个有点“革自己命”色彩的财产公开提案上广州市两会，自曝家产，外界形容范松青是“突然爆发”。他的提案被广泛报道后，常常有同事有意无意地调侃，“你一个厅局级干部，怎么只有70多平方米的房子呢？”“你不是还有一套福利房吗？”“是的，福利房很早就卖了”，每每如此，他就淡淡回应。

熟悉范松青的朋友，却对他的这一“壮举”半点都不惊讶。“关于财产公开的理论，他在纪委时已经写过很多”，原广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郑炎潮说。

因为这份提案，范松青被外界贴上“反腐斗士”标签，外人不理解，“后院”也出了事。

郑炎潮记得，去年广州两会结束后，他和朋友们与范松青搞了一次家庭聚会。一见面，大家都对范松青的提案表示鼓励和支持，范松青却说，“我现在压力山大，不仅得罪了一些官员，老婆也反对我”。

提案公布后，范松青太太曾多次打电话给他的朋友，让他们好好劝他，“都是快退休的人了，平安着陆就是福，再搞下去，会给家庭带来不安稳的”。

大学同学兼好友刘华也劝他，“很多人都呼吁反腐，但效果也就那样，你也适可而止吧”。范松青听了这些劝告，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或说“好好好，我会考虑的”。之后，又继续我行我素。

范松青曾私下对郑炎潮说，不后悔写这样的提案，也不会放弃反腐，即便退休了也要继续研究反腐问题。

范松青近日出书反腐的消息流传甚广，太太和女儿知道后，家中又爆发“内战”。害怕他再因此吃亏的太太又开始了“爱的唠叨”。他则选择了装聋作哑、退避三舍。

当年进入广州市政协，是因为有老领导看重范松青的笔锋下“还有一些犀利的、创新的火花”。然而他自己坦承，在“体制内”待久了，个性还是会有点被磨平。他说，“到了这个年龄，没有太多担心和害怕。吃过的亏，其实也没什么好后悔，只是大是大非面前，我必须有鲜明态度”。

然而，说范松青“搏出位”的人未必知道，去年，他最宝贝的独生女结婚，他连自家兄弟姐妹和亲朋好友也未宴请，一桌酒席也没摆。今年7月，岳父去世，他也在灵堂外设了一块“谢绝礼金”的牌子。

较劲的老范

一直有人不解，58岁的老范范松青，为何在临近退休前“突然”建议财产公开并自曝身家。采访过后才知道，根本谈不上什么“突然”。

其实，他那厚厚一沓反腐观点和理论，全是在纪委工作期间的积累。只是当时这些东西，都只限于“文来文往”，从未被外界知道，更没有进入到决策层面。于是，他不惜自掏腰包，把10多年的积累变成130万文字，公开出版，希望更多人看到并认同。

“或多或少，对他们肯定有影响的”。谈及自己书中的反腐案例，并不认为自己是“反腐斗士”的范松青沉默了一会儿，但马上又自我安慰道，“书中每个字都是真实的，我没什么好怕，功过是非，任由评说吧”。

很多人都知道范松青的一句“名言”：任命一张纸，做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面对媒体，他并没有把自己塑造成“一尘不染，一身正气”的人，反而主动拿出去年写的“个人检查”，当中提及，他曾因思想放松被邀请去过高档楼堂，也曾经“公车私用”过。

在记者面前的范松青是极其普通的，就像很多公务员那样，说话时有时喜欢用“八股式”排比，私底下偶尔也说点段子；范松青也有极不普通的一面，对于体制内的种种问题，他有种不能抑制的忧愤，和“一条道走到黑”的对于责任和道德的执着。

他的老同事张卓琳曾有感而发，写文章形容他“江山虽改，秉性未移———学习还是那么勤奋，干事还是那么拼命，性格还是那么较劲”。

是的，较劲的范松青是个“失败者”，他似乎很难在官场表现得游刃有余，也因此吃过亏。然而，他并没有为“失败”而后悔，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将他驯化成一个沉默、顺从、对一切点头称是的人。

松青兄是我的校友，是我师兄，又同在纪委系统办公厅和研究室工作过，所以我对松青兄工作锲而不舍的付出和努力感同身受，对他敢为人先的举动深感敬佩。

———王兴宁(现任广东省纪委副书记，其在为范松青《我为反腐鼓与呼》作的序中写到)

范松青的人生，是以反腐为职责的人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他在当新闻记者期间，就曾经多次写过有关反腐倡廉的新闻报道，甚至还因向上级实名举报某领导干部的以权谋私行为而遭到打击报复。

———郑炎潮(原广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范松青好友)

老范，就是这样一个既普通又不普通的中国人，而我，作为老范30多年的老同学，坚决支持老范的官员财产公开提案，并期望我们国家出现更多的为反腐鼓与呼的“老范”。

———刘华(范松青同学兼好友)

出品：南方都市报朋友圈新闻工作室 主持：胡群芳

采写：南都记者 李晓瑛 实习生 游子煜

摄影：南都记者 钟锐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