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背后的国民党派系斗争

原标题：白色恐怖背后的国民党派系斗争

“清党”时期关押共产党人的广州南石头监狱所在地，后来是五羊摩托车厂厂址。据当时统计，在黄埔军校本部被捕的共产党人一共170多人。

福州枪毙共产党7人

又组织处理共产分子特别委员会

上海军警逮捕共产党员。

第十六期

1927年4月15日凌晨，广州芳草街，国民党军警包围了黄埔军校第六期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谭其镜的住宅。正在家中清理文件的谭，被两名持枪军警带走。临别，他对身怀六甲的妻子留下一句话，“不要为我伤心，你腹中之物，是男是女，生下来都要抚养成人，继承我的革命志向”。随后，他被押往广州南郊南石头监狱。11天后，惨遭杀害。

以蒋介石发动的上海“四·一二”事变为标志，国民党“清党”白色恐怖向全国蔓延开来。在广州，包括萧楚女、熊雄、谭其镜和麻植在内，大批共产党人被逮捕。

从国民党一大默许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直至3年之后血腥捕杀共产党人，这段时间中，随同孙中山的逝世，国共合作格局呈现出怎样的此消彼长？国民党决策层间涌动着怎样的斗争纠葛？纷争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权力洗牌？

极力推动“清党”运动的，是坐卧不安、焦虑不已的国民党右派党员。在他们看来，共产党原本只是“北京一班新青年”小组织，彼时已形成“燎原之势”，夺权迫在眉睫，亟须采用断腕手段，将他们扼杀在摇篮里。

容共异见纷纭中被坚持的合作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通过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这很快在中共内部形成方案。同年6月份，中共“三大”通过国共合作的决案，“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

彼时的孙中山正在寻求他国支持，他答应了共产国际这一合作条件。然而，这一建议并未在国民党内部获得广泛认可。

1924年1月28日，国民党“一大”在讨论党的章程报告案时，代表方瑞麟临时提议，在国民党章程中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对此，中共代表李大钊立即声明表示，中共党员将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服从国民党的主义，遵守其章程。

两方意见僵持不下，在会上争辩激烈。最终表决时，对“党员不得加入他党这一条款不必明文规定于章程”投了赞成票的代表，占了大多数。在台湾学者李云汉看来，这是国民党“容共”政策得以确定的标志性事件。

不过，关于两党关系的决议并未明文写进大会宣言。大陆学者王奇生分析，这一是避免“赤化”嫌疑而有意淡化宣传；二是此事早经孙中山定夺，且中共加入既成事实，大会只是在化解国民党内反对意见而已。

在孙中山的眼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是“北京一班新青年”的小组织。他轻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存在，而只愿意重用一些年轻有为的中共分子。例如，他任命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一职，明确表示是看中谭“有能力和有才智”。

蒋介石曾回忆，国民党之“容共”实为孙中山独断，起初就遭到不少反对的声音，但慑于孙中山的威信，许多人不敢提出异议。

曾任广东省长、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的华侨商人党员邓泽如闻讯，曾领衔上书孙中山，历陈“容共”的危险。他担心，共产党人“喧宾夺主”，“借国民党的躯壳，注入共产党的灵魂”，使国民党外结怨于国际，内断绝实力派之协助，“陷于孤立无援之地”。

“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能不伤心。惟因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共同奋斗，故余尤不愿违教分裂，忍痛至今也”，蒋介石在日记中如是书。

当共产党人开始加入国民党时，党员人数仅400多人，相比之下，国民党号称20万党员。共产党的信仰群体多为五四青年，国民党则是辛亥一代。在五四新青年眼里，国民党人的形象不够进步，已“老朽不堪”。

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提议甫一公布，在中共内部抵制的声音也不断。陈独秀致维经斯基的信中，陈述的反对理由是国民党“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但他们仍不得不遵守来自共产国际的决定。

分歧

最终走向屠杀的裂变

令国民党人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是，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开展工农运动，发展革命力量，其党派成员很快得以扩张。

在国民党各级组织，共产党人也日益占据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引起国民党右派的极大恐慌。对于中共在其内部的党团运作，他们身怀疑惧，感到强烈的组织生存危机。

在当时，“社会主义”是西洋引入的新思潮，在国民党队伍中的新青年，言必称“主义”。对此，蒋介石表示不满。

“不应该把三民主义以外的主义来宣传，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军官学校是国民党办的，而国民党所信奉的主义，就是三民主义，即是大家还未入党之先，就已信仰三民主义，怎么到现在还拿三民主义以外的主义来煽动？现在我们学校里面学生的思想很不统一，这实在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我们应该干涉的”，《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一书中提及他的说法。

某种程度上，国共两党间这时发生的种种纠纷，与“党内合作”这一特殊形式紧密相关。沈勇平在《容共与分共：还原国民革命》一书中认为，鲍罗廷扶持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左派，从而疏远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的分化手段，加剧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冲突。

1927年3月份，上海的第三次工人武装暴动中，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获得指挥权，成立了以中共为主导的上海临时市政府，并组织一支数千人的武装力量。这支工人纠察队直接听命于共产党指挥，对国民党军权掌控者蒋介石形成威胁。

3月28日，新桂系集团首脑李宗仁应蒋介石邀请抵达上海，他住在龙华白崇禧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里。李和白一同前往会见蒋介石。蒋对二人说，现在上海群众运动为共产党所操纵，感到束手无策。李宗仁鼓励他，“只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

清理共产党人的提议，得到吴稚晖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的支持。4天后，受中山舰事件影响去职的汪精卫抵达上海，其间与蒋和监察委成员多次密谈。有成员告知，对共产党人“必将采断然之处置”。

1927年4月8日，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刊载了《国民党连日会议党务之要点》，其中明示，“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这一说法为“清党”觅得一件合法的外衣。

4月11日，蒋介石发出“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次日凌晨，在白崇禧指挥下，上海开始了有计划的“清党”屠杀运动。

“清党”形成白色恐怖。12、13日两天，上海市总工会、学联等组织接连举行群众请愿运动，发生了军队射杀示威群众的严重流血事件。士兵闯入街道附近里弄，“捕得青布短衣之工人，即在路上击毙”。

《白崇禧回忆录》中写道，白崇禧曾暗地派人与帮会首领杜月笙、黄金荣达成协议。几百名青红帮分子，乔装工人，佩戴总工会发的制服及臂章，身藏短枪，混入工厂，策应从租界内冲出的部队，捣毁共产党的据点，并袭击工人纠察队，捕杀共产党人。

很快，在广东、江西、安徽和江苏等为蒋系及其同路人所控制的地区，相继开始了大规模“清党”。

“清党”

黄埔军校共产党人被“清洗”

1927年4月，南下就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的鲁迅，来到黄埔军校，为近千名师生做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讲，题目是《革命时代的文学》。演讲中，他讲到，“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他的话一语成谶。一个星期后，“清党”运动波及黄埔军校，“有实力的人”不声不响举起了屠刀。

4月15日清晨，黄埔军校跟往常不一样，没有响起嘹亮的出操军号声，到处一片沉寂，偶尔一阵阵匆忙杂乱的脚步声掠过耳畔。当睡眼朦胧的学员走出宿舍，准备去洗漱，在门口被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挡住了去路。

据当时统计，在校本部被捕的共产党人一共170多人，连同市区内各入伍生团营被捕的100多人，以及东莞各地入伍生团营100多人，超过400名黄埔师生被收押。

在“清党”过程中，黄埔师生同学势如水火，告密、检举、诬陷、公报私仇者比比皆是。各个黄埔官生驻地一片恐怖，人人自危。一些不是共产党人者也被“清”到监狱，备尝牢狱之苦。有些人平时看过一些进步书籍，言论比较激进；有些人是因为与执行“清党”的队长或右派学生有矛盾，就被诬陷成共产党人；还有一些人只是违反了一般的纪律，比如给某某写了情书，也被当作共产党人关了起来。

在学校的演讲中，有人宣称，“我们要彻底做‘清党’运动，稍有嫌疑的，即行扣留”。一片混乱。后来，由于发现伺机报复者太多，校方不得不宣布，“检举人须用公正精确的态度，切实考察同学的言论行为，不得挟嫌诬控”。

黄埔军校“清党”至4月中下旬，政治部原有人员，仅存十分之二三。右派势力控制了军校政治部和校刊《黄埔日刊》。

背后

国民党内部权力重新洗牌

“清党”背后，暴露出国民党内部的权力纷争。

从中央到地方，国民党人的内讧愈演愈烈。尽管北伐战争在军事上推进顺利，但对蒋介石而言，其有限的军队并不能长时间驻守在占领的地方，新建立起的国民党党部却不是他的亲信。

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11月26日在穗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决定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北迁于此。然而，12月31日，当张静江、谭延闿率广州第二批至武汉人员经南昌时，蒋介石突然改变了主张。他提出，“现为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为何蒋介石改变了主意呢？李宗仁回忆录中称，蒋当时的理由是，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总司令部在一起。实际原因则是，武汉方面的第四、八两军，并非蒋的嫡系部队，倘若政府和中央党部迁往武汉，必然丧失其控制力。

此外，第一批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执委和政府委员举行会议，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鄂召开之前，执行最高职权。

这一结果与蒋介石迁都武汉的初衷相反。不仅未达其“把中央党部和国府装在荷包里，以达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反而使其本人的权力受到了限制。之后，在克复南京后，蒋介石所领导的军事集团前往南京，另立中央。

历史学者杨奎松认为，“清党”看似是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分子，但直接起因是蒋介石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及武汉国民党左派矛盾冲突的公开化。“由于鲍罗廷及武汉方面意图通过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阻止蒋介石掌控党权和政权，从而迫使蒋不得不考虑夺取上海和南京，与武汉分庭抗礼。”

4月19日，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第一号通缉令，通缉鲍罗廷、陈独秀、邓演达等197人。21日，武汉国民政府通电否认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也通电军委会由广州迁移南京，否认武汉政府。

同年7月18日，从广州开往武汉的军校第五期炮兵、工兵和政治3个大队一共800名学生，在共产党人恽代英主持下，在武昌两湖书院举行毕业典礼。留在广州的第五期步兵、骑兵和经理3个大队一共1480人，奉蒋介石命令，开赴南京，于8月15日在南京由何应钦主持举行毕业典礼。

直至1927年9月，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宁汉分裂局面结束，得以合流。屠杀无数的“清党”运动，使得蒋介石和他所在派系的国民党人，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手中，夺取了党政权力，自此，国民党内部权力重新洗牌。然而，在此之后，国民党内部权力分割、互相猜疑、争斗的局面日盛。

后人评价，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定时期，国家独立、统一未能实现，社会和民主变革新秩序没有形成，而是陷入了党派专制独裁，以武力排斥异己的权力纷争。随着新的权力阶层逐渐稳固，国民党活力磨蚀殆尽，最终走向孤立和失败。

福州当4月3日举行用蒋护党运动之后，捕获共产分子朱铭庄(职工小学教员，省党部审备处农民运动委员会股长)、林梧凤(职工小学校教员、省党部审备处农民运动委员会股长)、郑尚衡(职工小学校教员、省党部审备处工人运动委员会股长)、方尔浩(义务小学校教员、店员总工会审备处组织部部员)、陈兴钟(北门外后屿乡农民协会指导员)、王劲民(福州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党政训练所学生)黄素云(省党部审备处妇女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及未详姓名之人力车夫工会代表2人，由公安局转押于陆军监狱，曾提讯数次，尚未决案，各家属迭次请求交保出外代讯，亦未批准。至28日上午1时，忽由东路军第3路指挥部派兵一队，到陆军监狱，将郑尚恒、林梧凤、朱铭庄、方尔浩、王劲民及未详姓名之人力车夫工会代表2人，一共7人提出，分乘马车3辆，口掩白布，手足锁链，车之两旁，由兵士乘脚踏车，以实弹手枪，从车窗架入车内，戒备极形严重，押赴西门外鸡脚冲山场执行枪毙，因夜深天黑，难以命中，结果每人均轰击一二十枪始已，以无宣布罪状文告，故未知系奉何人命令执行，但当郑尚衡等捕获之后，拥蒋护党委员会东电蒋(介石)请示处分办法，或系即奉蒋之复电亦未可知，查此7人均仅年二十五六之青年，惟拥蒋会尚恐仍有共产分子，潜伏各属，捣乱地方，特组处理共产分子特别委员会，由党部、政会、陆军、海军、警察、司法等机关各推委员一人共同组织，专负纠举共产分子之责，以期肃清反动势力，又日前在厦门轮船，捕获之全省民众运动委员会主席徐琛及其妻省党部妇女运动会宣传股长余哲贞(均系广东人)，护蒋会亦电海军，请其就地枪决，执行与否，容下次通讯报告。(4月28日发)

刊载于1927年5月8日《大公报》

曾庆榴《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

沈勇平《容共与分共：还原国民革命》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

张瑛《蒋介石“清党”内幕》

李永铭　范小方《桂系三雄：李宗仁、黄绍竑与白崇禧》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教授)

丁文贞

(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

(广州市社科院黄埔军校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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