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官员“双面人生”

原标题：落马官员“双面人生”

□王钟的

(《中国青年报》评论员)

□陈 方

“工作侵占生活，生活促进工作”，这是官场的常态

陈方：这期我们还聊点儿官员的事儿。9月1日，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关注领导干部生活状态》，开篇写道“‘一边是工作上的废寝忘食，一边是生活上的贪污腐化’，这是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落马干部‘双面人生’的真实写照”。“官员双面人生”很快引发了热议。

我们之前也听过官员双面性或者多面性，比如“台上大讲廉政，台下大肆腐败”，这篇文章重新定义了官员的双面性，是希望大家能客观认识官员的工作生活。

周东飞：说实话，当时看到这篇文章我就笑了。比方说，“工作上废寝忘食”，这讲得通，但是，“生活上贪污腐化”，贪污是生活上的问题吗？贪污腐化，基本上跟腐败同义。说腐败是生活问题，这叫人觉得别扭。当然，咱们今天不是咬文嚼字来的。

王钟的：周老师倒是点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官员的工作和生活，在中国的语境下很多时候是混淆的。我理解文章的意思是说，有些官员的工作表现和生活表现是分裂的。

周东飞：岂止是官员，在中国，大多数人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是分裂的，这是我的基本判断。

王钟的：我是觉得这篇文章描述的一些现象可能也客观存在，对官员来说，并不是工作和生活分裂，而是工作侵占了生活，而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又利用了官员这一身份。比如文中说的生活上贪污腐化，其实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经济上贪污，一方面是生活腐化，主要指情感生活吧。

本来，官员作为公务员，只是一个职业，但是这个职业直接影响他的生活方式，这是工作侵占生活的一面；另一面，官员的生活也在侵占工作，很多官员可能没有上下班概念，下班去应酬，去疏通关系，搞公关，这也是在官场解决实际问题的手段，这就是生活手段促进工作。

马想斌：我所理解的贪腐官员的多面性，是另一个方向。比如，一个官员落马了，似乎被媒体和舆论所传播的，都是这个官员的恶，其他方面被忽略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既然官员那么忙，为何普通老百姓体会不到他们的忙？

陈方：可能是我们之前接触的“台上廉政，台下腐败”的双面性太多了，所以这篇文章出来后我给身边的朋友探讨，他们一听“工作上废寝忘食”，都会反问，“咦，官员们真有那么忙吗？”对于官员真实的工作状态，其实普通人并不能深刻了解。

周东飞：忙，要分辨这忙里的成色。到底为什么而忙？其中，形式主义的东西，政绩工程之类，有多少？剔除了这些，他们还会这么忙吗？

陈方：还有那些官场的应酬，真的有必要吗？

王钟的：评价中国官员到底忙不忙，应当联系到中国权力运行的机制。我的一个理解是，权力越大、级别越高，官员就可能越忙；而越到底层，尤其是一般公务员、办事人员，就没那么忙。恰恰我们普通民众接触的都是一般办事人员，或许他们都称不上多大的官员，新闻报道出来的在上班时间打牌啊，窗口单位不怎么对外服务啊，他们的确不忙，也很可能给老百姓一个错觉。但是，很多时候还是“一把手”政治，所以你的级别越高，可能就越忙。

马想斌：《学习时报》的那篇文章中，有两组数据：多数官员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14.75%的官员甚至达到11—15小时；一半以上官员有异地任职经历，平均异地任职时间为5.5年，75.6%的官员因工作等曾两地分居，即便没有异地任职，“几乎不着家”的工作节奏和方式，也极易使他们脱离正常家庭生活轨道。这可能就是官员忙的一个数据化呈现。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但这跟其他任何职业，并没有什么本质化的差别，大家都很忙，官员没有理由为忙找特殊原因。

而且值得追问的是，大家都很忙，为什么官员就如此特殊，忙到贪腐呢？

当权力无法从私域切割出去，官员双面性很容易滋生出来

陈方：刚才之所以讨论官员是不是忙，其实是想让大家对官员这个群体有一个更客观的认识。就像想斌刚才说的，不能因为贪官的新闻报道多了，我们就去否认官员群体中勤政的一面。那官员的双面人生到底是怎么来的？

马想斌：忙是职场普遍现象。问题是，是什么让官员变得与我们普通人不同？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官员掌握着不太受约束的权力。比如城市建设的工程项目，官员可以用手中的权力，弄点私利。诸如此类，官员不受限制的权力，让忙碌中的官员，能够随手为自己制造贪腐。

王钟的：我们通常说官员的权力没有边界，具体到官员两面性上来，其实可以转化为官员缺乏“职业化”。我刚开始说官员的工作和生活混淆，也是想说明这个问题。异地就职等原因，当然是导致官员情感溜号的因素，但是异地就职这个情况，并不是公务员这个行业才有，许多行业都有。中国官员是身份化的，但是并没有职业化。

周东飞：在很大程度上，官员生活领域的失败，不是败在他们不懂生活，而是败在他们不懂得把权力从自己的私人领域切割出去，旅游，也不忘搞公款报销；吃个饭，也要找人来埋单。这样公私不分的生活，能好得了吗？

陈方：有时候我会想，人在一种极端状态下都需要一种释放。如果我们承认官员很忙，从心理角度分析，他们在这种忙的极端状态下，感情溜号，是否也是一种释放？官员的心理其实都很封闭，他们很少会敞开心扉像普通人这样聊天说话，长期心理封闭，是不是也加剧或者促使他们生活腐化？

马想斌：这个我也认同。为什么其貌不扬的李薇，能成为数十位高官的情妇，主要就是官员觉得能在李薇这里得到信任，把从官场带来的压力释放出来，简单说，就是不用装了。

好的官员应该是有所信仰的，至少对自己的职业有所要求。当官员无法找到这个目标时，“当官就是为自己”就显得更为直接了。

王钟的：说到官员价值实现的问题，这应该是官员腐化的一个心理动因。从政为官者应有政治理想。但中国很多官员可能还没有这个品位，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流人当官，所谓士农工商，现在士农工商这个排名也站不住脚了，而且士不再等同于官员。所以现在中国的官员需要寻求新的自我价值实现。薪水固然是一部分价值，不过公务员的薪水再怎么高，也有一定限度，还要结合一个国家的文化。所以，选拔一批有政治抱负，能从从政过程中获得成就感的官员，很有必要。改革，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让官员实现自我价值。官员双面性，除了伤害政府公信力败坏社会风气，更隐秘的危害常常被人忽略

陈方：官员多面性或者双面性的成因有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官员的这种多面性具有很强的杀伤力，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公信力。一些官员嘴上说一套，行动中又是另一套，老百姓又如何能信任他们？

周东飞：如果是狭义的多面人生，就如那篇文章所言，在工作上用心，在生活上腐化，吃亏的似乎就是官员本人。但咱们刚才讨论到的官员的多面，似乎并不是仅仅指这种状态，而是更多的指某种分裂和不一致。这样的分裂，比如，说一套，做一套，这就首先侵害了权力的公信力自身，进而，这种分裂败坏了社会风气。官风和民风之间的关系，是官风、政风、党风，可以引领和影响民风的。若是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官风，恐怕会贻害社会风气。

王钟的：官员的两面性，如果老百姓看到这种情况，能够形成对这种腐败官场风气的声讨，倒并不可怕。怕的是这种一边看上去很能干活，很能够创造政绩的官员，一边贪腐，形成了一种“合理逻辑”。现在很多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一些地方官场存在腐败风气，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政治生态”不好。但是，普通民众对这种腐败局面，有些时候会感到无力，进而认可这种事实存在。他们希望的就是，当官的不来折腾老百姓；如果你还能创造一点政绩，也就是能够做出一点让老百姓感到生活水平有提升的事情，那么就像我经常听到周边长辈所说的“贪就贪点”。我觉得这是双面官员被曝光后，对民众认识的一种严重误导。如果你经常能在菜市场或者超市看见官员了，官员的工作生活才会回归正常

陈方：刚才钟的谈到，构建好的政治生态，从减少官员两面性开始。《学习时报》那篇文章其实也提到了如何减少官员两面性，只不过作者试图从“家庭伦理”的角度入手，建议官员要处理好工作和生活的关系，要从“不着家”回归家庭，回归正常的生活状态。以家庭伦理约束生活方式，将家庭责任置于工作责任和社会责任之前，这在中国古代社会和当今法治发达国家均有体现。

我不知道这个建议有用没用，但我特别期待的一个画面是：有一天我能在超市里碰见市长或者更高级的官员和他的家人也在逛超市。除了电视画面和报纸上，一般人其实都很难近距离接触到这些官员。

周东飞：我觉得，要解决双面问题，只有两个路径：一是严格约束权力，不在权力规范上动脑筋，其他举措都是枉然。就像我们刚才分析的那样，不仅官员约束不了自己的欲望，农民工也有那些想法，可最终出事的是官员，为什么？就是因为官员手里的权力有变现成金钱和利益的可能性；二是要把官员当成普通人来看，把做官当成普通职业来看。这个，可能有产生歧义的可能。我不是指监督，而是说地位等等，只有那些权力严格受到约束的地方，官员才可能像老百姓一样和家人逛商场超市，否则，只要官员是高人一等的，他们永远不会像普通人那样去生活。

王钟的：说到官员回归家庭，回归重要的生活状态，首先我们要回归一项常识，就是家庭因素很难与官员的职业行为完全分开。比如说国外竞选总统，家庭成员都会参与，不光是帮着拉票，候选的“第一夫人”在接受采访时，不可避免地也会谈到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传统的一个思维，就是认为家属应该跟官员隔绝，官员上任，也不介绍家属情况，但这是有悖常理的，你不公开，民间也会流传。我们看到十八大以后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上任后，官方的介绍稿件也提到了他们的家庭，这是一种常识的回归。具体到官员两面性的问题，至少对官员情感腐化这一个问题来说，回归家庭应该是有效的。所以，在安排任免官员时，应当考虑到官员的家庭因素。一定级别的官员，其家庭状况也应该公开。

陈方：现在对裸官的限制也是出于这个考虑。

王钟的：对，对裸官的限制，也是考虑到家庭，家庭关系和个人行为是不可分的

马想斌：但问题是，似乎很多地方，也都强调这点。陕西这边对官员任用的规定，就是配偶也跟着一起走，不能把官员单独一个人放在异地做官。此前，有些地方鼓励配偶要给官员多吹枕边风，甚至对官员配偶搞警示教育。这些规定显得很无力，无非是用道德的手段去提升官员的道德，但道德不具备任何的约束力。

王钟的：对官员的制约，应当是多方面的，家庭是一个方面的维度，可能不会全能，但是对约束官员生活中的行为，还是有效果的。

马想斌：官员这个职业，大家希望能够成为三百六十行中的普通一行，但在真正意义上很难做到。官员这个职业还真有点特殊，掌握了权力，自然会被额外对待。此前的种种改革措施，尽管试图加强对官员的制度约束，比如政府信息公开，权力清单罗列，但这些措施依旧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权力掌控者的监督问题。这是官员未能回归到正常生活的关键所在。

陈方：说白了，还是要打造一个透明健康的政治生态。

非常

●问答

《关注领导干部生活状态》的作者乔翠霞和魏联合，他们曾在山东省委党校对450多名官员做过有关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的问卷调查。

记者：问卷中有一个按在外就餐频率将对象从高到低排列，这一问题能反映出什么？

乔翠霞：通过看官员这一周跟谁吃饭，我们发现，家人团聚、和朋友的社交少，和同事、上级领导吃饭等公务比较多。

记者：这也是容易引起腐败的一个因素？

乔翠霞：公款吃喝泛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酒席、饭桌”已经异化为工作的延续，很多工作需要在半公半私的人际交往和觥筹交错中“搞定”。

记者：你觉得出现这样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乔翠霞：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法制尚不健全、制度尚不完善，这种构建“人脉网络”、疏通工作通道的交际应酬，已成为政府官员的“必修课”。

记者：你最希望通过问卷调查来表达什么？

乔翠霞：如果说前30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转轨期，现在就是常态化，除了经济的中低速增长，社会的发展应慢慢步入正常状态，生活、工作方式也该进入常态化。以往官员在“爬坡”时特别努力，扭曲了一些东西，现在这些应该回归正常。

(摘编《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