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伯牛专栏:饿死宰相

原标题：谭伯牛专栏:饿死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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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振镛，安徽歙县人，是嘉庆、道光二朝的大学士，其父文埴，在乾隆朝仕至户部尚书，一门之内，恩荣极矣。尝有门生向他请教做官秘诀，振镛答曰，哪有什么秘诀，“多磕头，少说话”，如此而已。对于翰林散馆后改官御史的弟子，他言之再三的告诫，则是：“毋多言，毋恃豪气”。按，御史有风闻言事之权，职在纠弹百僚，乃至讽谏皇帝，振镛却劝他们少废话，别大胆，简直是教他们渎职。不过，渎职了才能升官，尽职了往往被曹丞相罢斥，中青年干部权衡利弊，该怎么做，大都心里有数了。

以此，他的官儿做得大，在历史上的名誉却很不好。不仅历史名誉不佳，即在当时，就有人编词儿骂他，如：“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这首《一剪梅》描绘遵循“多磕头，少说话”原则的道光官场，栩栩如活。

振镛这种虽不作为却不乱作为的风度，却非完全无人欣赏，尤其他还有个清官的名声。自明末，歙县曹氏即在扬州经营盐业，历数世而成巨贾，至康、乾时，振镛曾祖世昌，已经名列两淮八大盐商。高宗南巡，对盐商的接待印象深刻，故作谦虚的表扬，云：“富哉商乎，朕不及也”。尽管说的不是曹家，也能显出曹家的斤两。高宗回京，责骂睡懒觉的儿子，曾说：“汝欲逸乐，何不作淮南商人子，而必生吾家耶？”振镛虽非“淮南商人子”，却是淮南商人的孙子，家有可以敌国的财富，自己是柄国的大臣，于此而有清官之名，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

于是，当两江总督陶澍奉诏改革淮北票盐制度，势将严重损害曹家的生意，特向振镛写信请示，他的回答是：“苟利于国，决计行之，无以寒家为念。世宁有饿死宰相乎？”陶澍也出自他的门下，得到这句回复，才放下心来，“尽革前弊”。读史者对振镛的回答极表赞扬，遂曰：“太傅廉淡亦有不可及者”。

不过，振镛如此廉淡，是否完全出乎自愿，也很难说。以前曹氏靠官商勾结，垄断盐业而发家，而今国库空虚，须增广利源，乃改革专卖制度，行国进民退之策，遂命曹家让利割肉。其事看上去是顾念老臣，关心他的家计，其实不过出乎天子一言，收回寄存在其家的财富罢了。愿意固然好，不愿意还反了不成？

又，“宁有饿死宰相”一语，也不是振镛的原创。康熙朝大学士陈廷敬，自序其诗，云某人至京谋职，久不得，乃劝之归。某云，回家无以聊生。廷敬说，我若回家，“幸有先人之田庐”，种粮食，养猪羊，还能活得不错，今在首都，只能“忍饥诵书，率尝半饱”，还不如在家乡过得好。廷敬这话，是委婉劝退，不料某人不领情，回了一句：“天下岂有饿死宰相耶？”廷敬笑而不语。

至于是不是真没有饿死宰相，则振镛与廷敬的朋友都忘记了汉代周亚夫，做过宰相，终于“不食五日，呕血而死”，还真是饿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