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九一八走上抗日路

原标题：亲历九一八走上抗日路

98岁的蒋润苑在每年九一八警笛响起的时候，都要立正敬上庄重的军礼，尽管老迈的身躯让蒋润苑的军姿已经不再挺拔，就像干哑的嗓音，当老人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总忍不住泪流满面。

每到这个时候，老人的儿女难免担心激动的心情会影响老人的健康，不过，蒋润苑说自己从九一八开始，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就没有愧对过国家。

>>>日军炮轰北大营 民间仍然以为是演习

早在1931年的九一八之前，日俄战争后，日本就接管了俄国在东北的特权，而当时主政东北的军阀张作霖，因为还要依靠日本人的支持，尽管也知道日本对东北早有吞并之心，但仍然跟日本军方保持着既合作又抵抗的态度，直到后来张作霖不肯屈服日本军方的无理要求，最终导致被炸死在皇姑屯火车站。

不过，在此之前，驻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就在奉系军阀的眼皮底下，公然开始了各种军事演习。

1929年，驻沈阳关东军进行军事演习50次，1930年达到百次，1931年1月，关东军竟然搞了一次包围沈阳城的演习，2月间又多次在沈阳城周围演习，9月2日至4日，关东军在文官屯、关帝庙等处进行了围攻北大营、兵工厂和沈阳全城的各种作战演习。9月12日，日军公然在沈阳大北边门外加设机枪作攻城演习，9月14日至17日，日军天天在沈阳北大营一带进行实战演习，17日那天，竟然有两个日警闯入北大营将电线切断……

这些目的明确、清晰的演习已经将日本侵略东北的意图，展现无遗，而当时的政府官员也将日本连日演习的情况向省政府汇报，然而，这些汇报全都石沉大海。而军力远胜于当时驻沈日军的东北军，则在张学良“采取克制态度”的命令下，对敌人的军事演习已经到了熟视无睹的程度。

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8月16日，蒋介石致电张“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与民族于不顾。”

已经成为中国名义上的一、二把手的相近的表态，实际上有着不同的考虑，蒋介石不想因为东北问题而将全国卷入到抗战当中，在彼时，蒋介石的工作重心是“攘外必先安内”，是当时蒋介石眼中的头号敌人；而作为东北王的张学良，因为东北军的主力尽在关内，而且，出于对日军战争机器的恐惧，希望能通过全国性质的抗日，避免东北独自承担抗日的重任。

日本已经磨刀霍霍，中国还在畏首畏尾，战事尚未开始，天平已经倾斜。

1931年9月18日，一个格外晴朗的晚上，日本谎称受到中国军队的攻击，向东北军的重要驻军重地——北大营发动攻击，受到攻击的东北军没准备好，而当时沈阳城的老百姓，也不知所措。

新中国成立后黑龙江省首任省委书记赵德尊当时还是一个中学生。9月18日晚间，赵德尊和同学们在教室复习完功课回到宿舍，睡到半夜，突然被隆隆的大炮声惊醒，大家出来后，就见一道道闪亮的炮火火光从日本租界发出，“经我们头上飞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心里也隐约感觉到，日本终于动手了。跑到外面，能看到北大营方向火光冲天，当时还有很多老百姓出来看热闹，对日军演习司空见惯的老百姓还以为‘小日本又在演习了’。”

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回忆说：“九一八之前，日军就在沈阳频频进行挑衅式的军事演习。而我获得情报说，沈阳南满车站附属地缝纫厂正在大量赶制中国军服，用途不明。在之前的一年，张学良带东北军入关帮助蒋介石，为了稳住局势，仍有大部东北军滞留在关内，在辽宁的全部兵力不过六个旅，而且东北军的高级军官中，普遍缺乏抗日决心，没有作战准备，我将这些情况上报给张学良。8月16日，接到张学良转来的蒋介石发的电报，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希转饬遵照执行。”

>>>告急军书夜半来 沈阳城已成修罗场

九一八事变时，念过私塾的蒋润苑准备开始做小学教员，“九一八发生后，一些小学生就举着小旗跑到街上，看到日本人经营的布店，就把布拖到大街上焚烧起来，日本兵就开始抓抵制日货的人。”

根据当时关东军的命令要求，对知识分子、抗日分子一律严惩不贷，而被日方控制的《盛京时报》还在粉饰太平，称日军对无辜百姓秋毫不犯。

可蒋润苑记得，日军不但对街上表现出不服表情的市民大肆逮捕，还到各个商铺公开抢劫。

这个时候，日军开始在所有公共场合张贴布告，表示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蒋润苑明白，“沈阳已经被日本鬼子占领了。”

当时的蒋润苑和诸多市民一样，还对少帅张学良充满希望：“听说小日本鬼子从大帅府里抄出好几车家产，东北军的200多架飞机也都被小鬼子夺走了，六爷（张学良小名叫小六子）能吃这哑巴亏吗？这里可是他的家，是他的地盘啊。”然而，所有的人都失望了——张学良从英雄立刻跌下神坛，连远在北京的教育家马君武都按捺不住，写下了内容并不完全属实的讽刺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

没人替张学良解释，即便解释了也没人信，张学良已经被公众冠以“不抵抗将军”的名号，但另一方面，沈阳城里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部、省政府、市政府、财政厅、银行、军工厂、飞机场全部被日寇没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尽管有零星的警察开枪抵抗，但都没发挥什么作用。

不过，沈阳的收藏家詹洪阁考证说：“尽管上级命令东北军不许抵抗，但还是有很多东北军自发进行了抵抗，张学良卫队旅二团二营五连排长的赵明义就留下相关的文字。

赵明义在回忆录中写道：九一八事变之前，我所在部队驻扎在北大营东侧500米旧无线电台院内，18日晚上10时许，北大营方向有爆炸声……我所在连的连长是张占元，部队利用黑夜通过乱石山火车站南方的道口撤退，行至距铁路路基百米时，早已埋伏好的日军开枪射击。张占元说：“铁路上的日军不多，攻击他们。”随即张占元带头率部向敌人猛冲。激战中，部队几次进攻都未得手，张占元负伤，部队只得撤出战斗。当退出20里外的阿吉堡子时，张占元因伤势严重来不及抢救牺牲。战友们沉痛地为他换便服入殓，并责成当地区长派人给他家送信，说是土匪打的。

让詹洪阁感慨的是，作为九一八以身殉国的张占元，如今的坟墓仍在沈北新区的老房院内，没有烈士的称号，也无人祭奠，早已荒芜。

>>>不当亡国奴 离开沈阳走上抗日路

事实上，不止张占元部队自发进行了抵抗，当时年仅16岁的东北军士兵陈广忠回忆：都知道日本人早晚会动手，但谁也没有认真准备过，都抱着一种侥幸心理，盼着日本人没有那么大的野心——现在回想起来，那大概就是一种亡国奴心态吧。我现在还记得，九一八那天正好是农历八月初七，我们发饷的日子。

晚上十点多，我们都睡了，听到一声爆炸声——日本人炸轨的地方离北大营很近，只有一里地左右，我们都听见了，但没想到随后日本人就打来了。

我们在焦急地等待。撤出来的弟兄们说：日本兵闯入营房，见人就杀，有的人躺在床上不动，竟被日军活活刺死在床上。有的人虽然拿着枪，但不敢擅自还击，被日本兵追着开枪杀死。后来没办法，连长说，别等命令了，咱们打吧。但缺少配合的反击，根本不是日本鬼子的对手，我们一边撤退一边还击，后来我就中枪，嘴被小鬼子的子弹打穿了。

蒋润苑也记得，9月18日上午，日军在南满火车站的墙上贴了布告，说是奉天驻军近日举行秋操，满铁附近居民不要惊慌。但有从那地方回来的兄弟说，火车站日本兵挤得满满的，还牵出来很多大炮，情况不妙。

另一位经历过九一八的老人张瑞回忆：激烈的枪炮声一直持续到天亮。天亮后，枪声和炮声突然没了。他出门一看，北大营方向已经冒起了黑烟，整条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而街上所有的店铺都门窗紧闭，没有一家开门营业。年幼的张瑞当时在门缝里看到，日军的装甲车从他家门前经过，后面还跟着不少卡车，这些车直接开到不远处的兵工厂里。“他们到了兵工厂以后，就把工厂里的成品、半成品以及所有的机器都洗劫一空，装上卡车运走了。”张瑞后来听人说，日本人把这些东西都运到了火车站，后来这些东西又被运到了大连。

到了上午九点多钟，日本步兵排着四列纵队开始进城了，并且大街上也出现了巡逻的日本军人。“一直到十一点多钟，老百姓才敢把门打开出来，看着日军从自家门前经过。”

蒋润苑知道，如果不想当亡国奴，就不能在沈阳待下去，这期间，有大批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东北籍人士，涌向北京，有的还直接去南京，向当时的国民政府请愿抗日。

到北京后，蒋润苑和朋友们听说蒋介石的代表吴铁城正在做张学良的工作，而很多涌入北京的东北人，都希望能够通过吴铁城，来向蒋介石请求抗日。

因为吴曾深度参与东北易帜的事情，于是有东北代表多次求见吴，但均遭拒绝，最后一次，代表闯进大门仍未获得召见，于是在院内大喊：“吴铁城，东北易帜时你对东北人特别亲近，现在东北被日本小鬼子侵占了，你连见我们都不见，你太不是东西了。”由此，东北人士代表原来想依靠国民政府派兵抗日，收复东北的幻想破灭了。

不明白国民政府为什么不抗日的蒋润苑还不知道，在他离开东北的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

而蒋润苑则来到了西安，加入了东北军，几年后，西安事变爆发，全国统一抗日战线成立。

华商晨报 华商响网首席记者 丛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