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粗口

原标题：爆粗口

□王开林

世事不宜一概而论，好与糟之间何尝有什么壁垒和鸿沟。比如说，爆粗口是好还是坏？某些人可能不假思索，不由分说，就仓促判定这种行为极其恶劣，不可原谅，若非欠教养，缺文化，就是理屈词穷，智商见底。实际上，世人爆粗口，情形并非一律。对不可理喻之人爆粗口，是为了发泄愤怒。对无可奈何之事爆粗口，是为了驱遣牢愁。对邪恶势力爆粗口，是勇于抗争。对自己爱重的人爆粗口，是拙于应对。

东汉末年，狂士祢衡在庙堂之上裸身击鼓，讥骂曹操为“六浊”（“眼浊”、“口浊”、“耳浊”、“身浊”、“腹浊”、“心浊”）之徒，除此之外，话语间很可能还夹杂了粗口，包括辱骂曹操的祖父曹腾为“宦竖”，极常人之所难堪。要不然，裸裎忿骂就不可能痛快淋漓，演变为后世那部持续上演的热剧，荣登票房保障的榜单。曹操也不会恨得牙根痒痒，当众爆粗：“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今送与刘表，视当何如。”曹操使出借刀杀人的毒计，江南军阀刘表外宽内忌，实难包容天下奇异之士，但他猜透了曹操的心思，没理由上当，于是击鼓传花，将这个烫手的山芋扔给粗鲁的部将黄祖。祢衡能作千古名篇《鹦鹉赋》，却不肯哓哓学舌，人云亦云。他嘲笑黄祖为毫无灵验的“庙中之神”，无疑是找死的节奏，挨刀片子前，这位二十六岁的青年才俊仍然骂不绝口。你想想，祢衡临死爆粗，口不择言，黄祖的母亲、妻女情何以堪？

山野鄙夫、市井细民爆粗口，没什么好奇怪的，也没什么好琢磨的。文化名人爆粗口则不免令人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名士辜鸿铭私底下嘲骂袁世凯是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三河县老妈子”，只会刷马桶，这话够损，但不够狠毒。诗人闻一多公开辱骂蒋介石为“混账王八蛋”，则显示出左派知识分子极其高昂的挑战姿态。辜鸿铭善保首级，闻一多则惨遭枪杀。若论专制独裁，与欧洲魔王希特勒相比，中国魔头袁世凯和蒋介石顶多只能算作羽量级选手。当年，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流亡国外，痛恨纳粹主义，不复注重他一向注重的语言纯洁度，在公开信中，他怒斥希特勒为“流氓”和“令人厌恶的小丑”，讽刺德国是“白痴野战营地”。瞧他这拼命三郎的架式，随时都可能遭到德国特务的绑架和暗杀。一个民族主义者转变为人道主义者，一位文质彬彬的绅士转变为詈骂喷喷的斗士，角色转换之难，转换之大，可想而知。

爆粗口需要胆量，若辅以机智，方才高明。马克·吐温曾经撰文詈骂“某些国会议员是婊子养的”，因此遭到官方控告，联邦法院责令他公开道歉。于是大作家灵机一动，将那句粗口巧妙地更正为“某些国会议员不是婊子养的”。很明显，肯定句变为了否定句，语意之周延依然如故，这就等于将某些腐败堕落的国会议员又公开合法地辱骂了一遍，负责执行的鹰眼法官弄巧成拙，遭到辱骂的猪仔议员眼冒金星，但他们抓耳挠腮，一筹莫展。机智是幽默的根苗，马克·吐温的表现堪称大师级的示范。

最好玩的是北大教授刘半农，他向全社会征集国骂和地方骂，作为提倡俗文学的嚆矢，却弄得自己一身腥。他在《晨报》上刊登启事，请人献骂。赵元任是语言学家，对各地方言了如指掌，他看到启事后，心生一计，决定给好友一个天大的“惊喜”，于是跑到刘半农的宿舍，用湖南话、安徽话、四川话将后者痛骂一顿；然后周作人接踵而来，用绍兴话把刘半农骂个狗血淋头；刘半农的衰运还没走完，在课堂上，宁波、广州的学生用方言骂他，在道途中，山东人和山西人也丝毫没有饶过他的意思。一连数日处处挨骂，刘半农受尽语言暴力的酷烈“摧残”，早忘了自己征求国骂和地方骂的初衷，不禁感叹道：“我真是自作自受，自取其辱！”这件事居然还有高潮，后来刘半农去上海访问章太炎，又被这位大学者用汉人的国骂和唐人的国骂狠狠地问候了几遍老母，真是呜呼哀哉。

爆粗口居然也有心理脉络和文化基因可寻，冯友兰先生写过一篇题为《国骂》的文章，感兴趣的人不妨找来看看，也许会有一些新鲜的发现和意外的收获。

王开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