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两次南巡 为顺德改革指点迷津

原标题：邓小平两次南巡 为顺德改革指点迷津

↓原广州市市长、顺德县委书记黎子流。

→1992年1月29日，邓小平同志视察顺德，接见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人。

←1984年1月29日，邓小平同志在顺德清晖园。

↓1992年1月29日，邓小平同志在顺德科龙集团公司。

邓小平与顺德

要为改革开放3 6年拍一部电影，顺德———这片806平方公里的土地则是一个难以绕开的片段，从解放思想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到推进产权改革释放市场活力，再到政府率先转变政府职能，进行社会体制综合改革……顺德三十多年改革发展的每一步，都走在了全国前列，踩准了大方向的每一步。

这种先行气质除了顺德人的“醒目、识做、搞定、坚嘢”的基因，离不开邓小平的理论指导，从19 7 8年三中全会再到1992年1月29日的南巡，都为顺德发展带来决定性的影响。顺德在19 7 8、19 9 2年两个历史节点，是如何突破、适应，然后领先？南都将通过亲历者的点滴记忆，再现邓小平时代的顺德宏大变化。

黎子流始终信奉邓小平所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顺德到底能够有多少劳动力搞社队工业，社队工业适宜搞什么，试过才知道。”

无论是联产到户、社队工业还是看香港电视，正是这些当时看来大逆不道的事情，为顺德八九十年代的领先突破带来了经济和思想基础。

“那天他说了很多话，很多都是绝句。”冯润胜说这些话之前从来都没听过，因为上面还说着治理整顿，而邓小平一来就说要发展。

「1979年-上世纪80年代初」顺德改革基础来自于不服从

顺德改革之初大胆做法惹来非议，黎子流回忆，“每次去开会，顺德都是挨批评的。”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凡是”被否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

“能够从三中全会毅然决定扭转乾坤，从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今天想象中那么容易的。”原广州市市长、顺德县委书记黎子流感慨道，“当时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习惯跟做法都已经形成了惯性，都围绕着阶级斗争。只要稍稍涉及到改革，顺德县机关都有一些老革命出来讲：”你们这是在搞资本主义！‘“

黎子流回忆，受“文革”影响，顺德在三中全会前全县的二十六万亩鱼塘产量每年每亩平均只增长一斤。“这一斤是怎么增长的呢？学生停课、工厂停工、机关干部下去支援，这才达到一斤！现在一条大头鱼都2斤多，当年这个增长连一条鱼都不够。”2014年8月19日，在广州家中黎子流感慨地对记者说。

看到三中全会所释放的信号，时任顺德县委书记的黎子流开始探索包产到户，1979年全力推进，到1980年整个顺德县基本上已经全面实行。在他看来，包产到户是顺德改革的第一步，从农民、农业改革着手，解放生产力。

“当时最多增产三四十斤，因为将生产队的土地按计划按大家的实际分配到户，到户就变为农民的经营所有权，存备都是自主的，定了上交生产队、国家多少，其他的都是自己的。”黎子流对包产到户所带来农户的空前生产积极性很是满意，“顺德从300斤鱼一亩，翻了五倍左右，有些高产地区甚至达到2000斤鱼一亩！”

但“包产到户”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消失到重入视野仍未全面放开，更有明确规定富裕地区不能够包产到户。“顺德是鱼米之乡，所以不准包产到户，搞这个一不小心还会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当时上级地委得知黎子流的“小动作”，马上打电话下来，“你们搞包产到户是不准的，小心你的党籍！”回想这段历史，他说：“现在你们觉得是笑话，当年都是大事。”

对于上级的警告，黎子流陷入了两难，当时相当一部分实施过包产到户的公社都提出了积极的要求，有些公社书记甚至表示如果不准包产到户，就不当公社书记了。但中央已明确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黎子流斟酌后找到了一条折中的路线，“我改了一个字，我在地委说，顺德不是包产到户，是联产到户。这里面的联，意思就是不解散集体。”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顺德“联产到户”全面实施，压抑已久的生产力得到解放，社队工业开始萌芽，先走一步的是顺德。但从农业到工业，各种条条框框并不少，如“三就四为”，所谓“三就”指的是社队工业必须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顺德农业起家，就地取材就塘鱼、甘蔗，如果要搞工业怎么就地销售？当时佛山地委还有一条规定，不准超过20%的劳动力搞社队工业。”黎子流始终信奉邓小平所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顺德到底能够有多少劳动力搞社队工业，社队工业适宜搞什么，试过才知道。”

“当时我们去港澳，特别是香港，去的人都是带着任务的，一定要带一件东西回来，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为我所用。”从电风扇开始一路发展到电冰箱、空调，这都是顺德社队工业迈出的第一步。黎子流回忆，这些大胆的做法惹来不少非议，“每次去开会，顺德都是挨批评的。”

除了突破经济发展的条条框框，在意识形态上，顺德也敢于突破，如通过鱼骨天线接收香港电视。当时上级要求拆“鱼骨”，黎子流连续看了几天的香港电视，结论是：第一香港电视不是反对社会主义，不是反对共产党；第二没有黄色。“无可否认的优点第一就是现场直播，第二是外部信息来得快，科技知识来得快，金融信息来得快，有助于人民思考问题、通过电视了解世界。”

无论是联产到户、社队工业还是看香港电视，正是这些当时看来大逆不道的事情，为顺德八九十年代的领先突破带来了经济和思想基础。“以前大家连北京都没去过，更何况是香港，那时还没提出香港回归。通过电视这个窗口，顺德人才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

「1984年-1992年」邓公两次来顺德 厘清改革方向

1984年，邓小平首次南巡路过顺德；8年后再次南巡专程访顺，肯定顺德的改革成果，并提出要坚持改革开放

1984年1月29日，邓小平首次南巡路过顺德在清晖园停歇，时任县委书记欧广源和县长吕根接待了邓小平，陪同的有王震、杨尚昆和广东省省长梁灵光。那天邓小平带着他的孙女，一边在清晖园漫步，一边听顺德的负责领导对清晖园的介绍。欧广源向邓小平汇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顺德的发展情况。他表示顺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一是调整农业结构，大力发展塘鱼和花卉，二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邓公那次南巡为什么会来顺德呢？欧广源曾回忆，顺德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比较典型的县，所以省委安排邓小平在顺德停留。另外，当时交通没那么好，从珠海到广州路途还比较远，还没像现在这样建了那么多桥，顺德处在中间，正好让老人在途中休息一下。

8个月后，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市场经济的道路并非坦途，1988年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从1988年9月至1989年8月，政策的侧重点主要在于多管齐下压需求、整秩序，使经济降温，遏制通货膨胀，稳定经济形势。

在这一段时期，中央压缩信贷规模，清理固定资产投资，严格限制总供给的增加，限制物价水平。这种大幅度减少总需求的措施，导致在1990年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经济疲软，物价水平出现一定程度下跌，而企业产出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而一些国有企业由于市场需求的不足发展陷入困境。

在这种混沌的迷雾之中，1992年1月29日下午，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冯润胜突然收到办公室的通知：邓小平要来了。“我都不知怎么形容那种感觉，像做梦一样。”2014年8月20日，冯润胜如此向记者回忆道。过去了22年，说起这段经历他依然心情激动，还好当时他坚持上班穿西装，马上就驱车前往，而县长陈用志来不及换衣服，一身便服就赶到桂洲的珠江冰箱厂。

当时的顺德县委书记何敏和，将顺德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情况，特别是乡镇企业发展情况向邓小平做了汇报，他听后非常高兴。他说，顺德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说明了改革开放的成功，所以改革开放一定要坚持下去。他还说，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步伐要快一点。

“那天他说了很多话，很多都是绝句。第一句是发展就是硬道理，他说不要争论了，我们穷了几十年，再穷下去地球就不要我们了。第二句是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冯润胜说这些话之前从来都没听过，因为上面还说着治理整顿，而邓小平一来就说要发展。

“我后来听谢非书记说，邓小平当时去了深圳和珠海，但这两个地方是特区，有特殊政策，而顺德是没有特殊政策的地方，但发展到这样的水平，省委认为顺德是广东经济发展的一面旗帜，所以建议老人家到顺德看看。”冯润胜记得老人的手掌很软，像海绵一样，“他本身不高，两个人搀扶着，已经八十多高龄。”在他看来，邓公为了改革开放的推进，这么艰难都要到各地去看、去讲话，为的就是要把改革不断推进，可以想象当时中国所面对复杂的形势。

黎子流当时已经在广州工作，他说三年治理整顿令改革开放停顿。“当时我和另一个领导坐车走高速公路，公路上很少车，他问为什么，我说治理整顿条条框框规定，连建个厕所的五万元都要经过重重批准。”他说当时改革开放已经很模糊了，有停顿的迹象，当时一个经委主任向他汇报是这么形容国有企业的：玻璃罩苍蝇，前途是一片光明，但是找不到出路。

「1993年-1998年」产权改革：以悲壮始 收获红利

前县委副书记冯润胜认为：“从计划经济基本实现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当时我们的改革是历史性的，很悲壮很痛苦，终生难忘。”

邓小平离开后，顺德县委马上召开内部会议，直到中央通报南巡讲话，才在全县公开。“当时我们已经没什么可以做，一切都按计划行事，但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思想开始转变，已经开始做计划了。”

改变来得非常迅速，1992年4月30日，顺德市政府正式成立，9月17日成为全省综合改革试点市。11月11日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3年，顺德历史性的产权改革到来，在此之前，冯润胜曾向黎子流这么形容顺德政企合一的局面：无钱就借债，有钱就死晒，还钱就下一届。“转制前最大问题，第一是投资失控，第二企业真实状况不清楚。政府有限的资本难以支撑庞大的经济，政府有限的利益难以承受无限的风险。”

产权改革通过明确全责、政企分开，建立起合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回想起那段日子，冯润胜仍然大皱眉头，“我参加工作以来，压力最大，最难忘记的经历。”“没人够胆在体制、产权敢尝试，省委领导让我们多做少讲，甚至只做不讲。触及到体制问题，压力很大，第一就是认为顺德否定公有制。”从1983年开始，顺德就成为广东一面旗帜，依靠“三个为主”发展起来，即“公有制为主，工业为主，骨干企业为主”，“连省委和顺德内部都肯定的，怎么突然去搞改革？”

其次是内部压力，很多领导观念上不适应邓小平南巡讲话的要求，满足于过去。“当时顺德内部很多争论，因为我们的计划经济这条路的优势已经全部发挥出来，政企一家这条路已经走得差不多，顺德要走出新路，必须要体制创新。”

“我认为上世纪90年代的变化是体制的变化，从计划经济基本实现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当时我们关上门很开心，但是又不敢讲。我可以这样说，当时我们的改革是历史性的，很悲壮很痛苦的，终身难忘。”时间终于证明了当时顺德的这一步是正确的，冯润胜认为这一切离不开邓小平的启蒙作用。“我觉得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不是直接在他身边听，我们不够胆搞产权改革，私有化是一顶很大的帽子。我们觉得小平同志对顺德整个改革发展建设是带来巨大的动力和变化。”黎子流则表示南巡为改革开放带来了“重启”的巨大动力。

改革带来的红利在上世纪90年代的顺德迅速显现，路网逐步完善、全国首推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确立全市最低生活保障线……顺德成为珠三角改革开放浪潮中的新星。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在伤痛之余，冯润胜同时也担心改革开放会出现反复。但经历过与邓小平的接触，他坚信发展才是硬道理。在之后的企业转制会议中，他强调“三不”：不反复、不后悔、不眼红，坚定产权改革。1998年，顺德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实行二次转制，基本完成综合改革的核心内容。“我们本身都是工农兵，没理论，人家是理论联系实际，我们是实际联系理论。”

22年间，冯润胜在回忆同时也在思考顺德改革。“改革必须要有清晰目标，不能为改革而改革。”他说当年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而第二点，他认为改革必须要群众受惠，惠及百姓，才有社会基础，“当时搞产权改革，如果顺德的社会保险制度未建立，很难会得到大家的认同。”

再看顺德近年的改革，冯润胜感慨，改革需要不断完善，不要一改就想成功。“那不可能，改革必须有突破，就必须受到舆论责备、批评，不然不成改革，改革需要时间实践和完善，不要过早肯定或者否定。”

02-03版采写：南都记者吴曦 实习生何国劲 摄影/翻拍：南都记者郑俊彬 吴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