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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全集》与袁世凯


来源:信息时报

在我们的传统思想和政治定位中,袁世凯是一个绝对的负面人物,是“窃国大盗”,为什么我们还要做《袁世凯全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是作为历史学人的使命感,有憾于青年时代时间的荒废;第二个方面是有憾于“负面人物”袁世凯及其集团传统定位扭曲历史事实,故编辑出版的《袁世凯全集》并非所谓的为袁氏“翻案”,而是坚持“史家面前无定论”的原则,只讲有无,不论是非,力图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原标题:《袁世凯全集》与袁世凯

主讲人:骆宝善(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

2013年底《袁世凯全集》出版。全书收录从1875—1916年(光绪元年至民国五年)袁世凯17岁至58岁共41年间存世文字五万七千余篇,共三千四百万字,十六开本,分装36册。《袁世凯全集》是近人专集中数量最多的几种之一。从启动至出版,前后历时28年。

在我们的传统思想和政治定位中,袁世凯是一个绝对的负面人物,是“窃国大盗”,为什么我们还要做《袁世凯全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是作为历史学人的使命感,有憾于青年时代时间的荒废;第二个方面是有憾于“负面人物”袁世凯及其集团传统定位扭曲历史事实,故编辑出版的《袁世凯全集》并非所谓的为袁氏“翻案”,而是坚持“史家面前无定论”的原则,只讲有无,不论是非,力图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关于袁世凯其人,历史评论多将他定位于“窃国大盗”,对他的指责主要有四个方面,一为戊戌告密引发慈禧太后戊戌政变;二为辛亥革命时期窃国;三为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拱手卖国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四为恢复帝制。事实到底是如何呢?

首先,戊戌政变并非因所谓“袁世凯告密”引发。经过30多年的学术辩论和考证,大体上得出这一个结论。简单的说:“西太后的戊戌政变和袁世凯的告密是两条并行的轨道,两个是不能重合的。”相比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多有不实之词而言,袁世凯的《戊戌日记》所说更接近史实。而且袁氏不是维新变法的反对者,而是积极实行者,小站练兵成军以及兵书的纂修,其实是戊戌变法的重要政绩之一。

其次,“辛亥窃国”问题的历史事实是,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是当时中外一切政治势力——从东西方各国在华政治势力到中国各政治派别,从革命党人、孙中山到清皇室、立宪派——唯一共同接受的政治人物。实行君主立宪,内阁总理是他;实行民主共和,大总统是他。即当时媒体归纳的一句话:“非袁莫属”,无第二人可以替代。当时的袁世凯,没有史籍所说的那种举左手以革命党要挟清政府交出军国大权、举右手以清朝保守势力要挟革命党举自己为大总统、耍政治流氓手段的必要。后世对他的许多指责多有不实。

再次,对袁世凯拱手卖国的指责缺乏史实根据。二十一条日本的提出,大家读过史书的应该都有所了解,说袁世凯拱手卖国、换取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是得不到史实支撑的。当时中国的学者和精英层,即不持此说。过去缺乏第一手史料,存在着任由无限上纲的机会。如今,袁世凯大量手批的文件的发现与公布,表明作为国家元首,袁氏在二十一条谈判的全过程,坚持拒绝日本扩大领土主权侵略的蛮横要求,指挥应对大体是得当的。日本无理要求未能完全如愿。当然弱国无外交,二十一条最终屈辱地任人宰割又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的。

最后,不得不说“洪宪称帝”是袁氏一生的败招,与其说是政治失误,毋宁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道德的缺失。尽管袁氏称帝,打的旗号是“君主立宪”,并不是回到专制帝制,而时人从精英层到稍有知识的国人的共识则是:共和优于君主制,不论是君主立宪还是君主专制,失败是历史使然。对袁氏称帝的道德批判是必须的,但也不可否认他的行为有着特定的社会和思想背景。

袁氏当国数年,实行了一系列近代国家制度方面的建设,例如制定国会组织法、文官考试法、实行各省军民分制等等。所颁布的政令,均载于《政府公报》,向全国公开发布。在经济方面,袁世凯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和一系列发展工商实业的政策,为完善市场机制,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形成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各方面的统计数据具在。不论对袁氏当国持何种政治评论,但这方面则是共识。表明,袁世凯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总之,时运际会,造成了袁世凯引领清末新政,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这个历史阶段的历史机遇,成就了他超过时人的政治声望,奠下了他在辛亥至民初政治地位的基础。

标签:袁世凯 革命 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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