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蹄下的旅行 在沦陷区坐火车

原标题：铁蹄下的旅行 在沦陷区坐火车

日军在天津北站

宣传画： 黑帽子铁路警察销声匿迹了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编印的《华北蒙疆铁道略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转眼间，69年过去了，作为中国人必须铭记中华民族抗战史，不仅是为了先辈，更是为了自己和子孙后代。

铁路对于军事具有战略性意义，日军侵华战争中非常重视对铁路的占领。百姓视乘火车如畏途，在沦陷区坐火车的历史就是一部屈辱史和血泪史。

早在1904年，日本就侵占了南满铁路，并成立了侵略机构“满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逐步控制了东北全境铁路；七七事变后，大部分铁路均沦陷敌手。沦陷区内的铁路四通八达，成为重要的交通动脉。日本侵略者成立了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华中铁道株式会社分管华北、华中铁路，华南则由日军直接管辖。在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下，宪兵、伪警、汉奸横行于各大火车站，勒索乘客，制造了大量暴行。百姓借助铁路出行，只能忍气吞声、任人宰割。

车站加日文 时间依东京

在沦陷区坐火车，百姓感受最显著的变化是日本元素的“横行”。首先是日文，1929年，民国作家丁而汉乘坐南满铁路火车，他看到，火车站各处布告用的全都是日文，不懂日文的人坐火车困难重重（丁而汉《南满路上》）。

标准时间的改变也是铁路一个显著的变化。国民政府标准时间实行分区制，即将全国由东向西分为长白区、中原区、陇蜀区、回藏区、昆仑区五大时区。每个时区内时钟依次减少一小时。国土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强制推行东京时间。如在北京，日军规定自1938年1月起，改用日本东京时间为标准时间，钟表拨快一小时。每日中午由日伪北平中央广播电台转播日本东京广播电台的报时节目，作为核准时间的标准。

购票要实名 乘车要查证

“良民证”是抗战时期日伪政权为中国百姓颁发的身份证明。在沦陷区，没有良民证，寸步难行，坐火车更是必不可少。

一进火车站，良民证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当时的车站都驻扎着日军，旅客一到车站，必须先搜身、查验良民证，然后才能买票。除了良民证，当时坐火车还要查验通行证、还乡证、防疫证、牛痘证、痢疾证等。出站的时候，旅客手里拿着一大堆证和车票，又要照顾行李，往往手忙脚乱，难以招架。

在沦陷区，日寇将大量车辆用于军运，留给客运的车辆很少。比如京沪、沪杭甬铁路，战前每天运行的火车有七八对，抗战时期只有两三对。这就造成了车票严重供不应求，买票变得难上加难。这种情况下，“黄牛党”大行其道、“黑市票”充斥车站。为了防范“黑市票”，日伪“华中铁道株式会社”实行了“实名制”购票制度。

1942年8月13的日伪《申报》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华铁实行新办法 防止黑市车票》，消息称：“为防止黑市车票，兹定八月十五日起，实行在车票上抄录市民证号码办法，以防转卖。”具体办法是，旅客购票时，须出示居住证或市民证，在车票背面，将其号码抄录。登车时，须将车票及上述证明书一并出示，以备检查。如证明书号码与车票上所记号码不符，即认为黑市车票，拒绝乘车。

实行“实名制”以后，“黄牛党”生意大受影响，不过另一行业却意外崛起，那就是“代人排队”。1945年的《莘莘月刊》发表了一篇文章《车站经》，讲的是沦陷区坐火车的经历。文中提到，当时火车乘客很多，有人受不了排队买票之苦，就找一些专门替人排队买票的“掮客”帮忙，把钱和“市民证”交给“掮客”，由其代买。拿到票一看，“（车票上）正好是你市民证的号码。”当然，价钱也是原票价的好几倍。

检票遇勒索 伸手要小费

买票之后，还有“检票关”，在检票口，旅客不给小费，买了票也上不了车。一篇文章描述道：“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买到一张三等票，挤进车站边门，苦等半天，轧票开始了。看那轧票的黑帽子铁路警察一一的将票子轧过，快轮到你，突然队伍停止前进，一看放进去的不过十分之三四，车站里却是空的，而黑帽子铁路警察却高声大唤：‘车子客满。’这时，你门槛精些就在车票中夹一张100元钱递上去好好说：‘先生，请你帮帮忙轧一下好吗？’轧票的看见后接过来一轧，恭喜你又过了一关。”（《车站经》）

《申报》一个记者也提到过黑帽子铁路警察的恶行：“京沪一带人民莫不早知‘黑帽子’大名的，提到了没有人不心跳。因此记者今天特别把他们看个仔细，原来就是华铁的职工，有的臂上套着写‘案内’字样的臂布条。看起来倒并不面目可憎，可是一到了快要轧票的时候，他们的威风确属可惊。他们可以随意向排着队的三等旅客要钱，他们也可以‘黄鱼头’的满足而启开轧票处的铁杆，请施主们走入站台，再把排队地方的轧票处铁杆启开，向排队的旅客发令退后，让那批施主们挤在前面。因此秩序乱起来了，后来的旅客又不住向前拥挤，于是惹动了盟邦站员（指车站的日本人），不得不站在墙头高高地指挥黑帽子铁路警察用鞭子维持秩序。这时的黑帽子真所谓威风凛凛，好像刽子手一般，手起鞭落，满场弄得妇哭孩啼，实在惨不忍睹。”（澹明《京沪途中速写》载《申报》1945年1月24日）

车厢秩序差 收钱不给票

在列车上，日伪的各种检查还要轮番上演，对旅客的欺辱无处不在。评剧大师新凤霞回忆有一次坐火车，被伪乘警认出，日本宪兵、伪警抓着她的小辫子，大叫“花姑娘！”随后又是调戏又是打骂，还强逼她唱戏。新凤霞无奈，只得忍恨唱了起来：“数九寒天 ，受罪的李三娘去把水挑，老天爷下雪非是雪，分明是降下杀人的刀啊——”一段大哭腔唱完，满车的乘客都流泪了，新凤霞也屈辱得哭了起来。（新凤霞《新旧社会坐火车》）

苦难的旅程还在持续，出站的时候，依然要被欺辱。1943年，著名记者徐铸成乘坐一趟沪宁路火车，在上海北站看到：“乘客下车后，都向收票处飞跑，为的是要排队出口。敌宪兵高高踞坐，伪警在四周巡视，出口小，旅客多，鞭子像雨点打向旅客的行列。这样乱挤吵打，至少要半小时，才能挤出车站。”（徐铸成《沪宁道上——沦陷区进出记之二》）

徐铸成深切感受到了沦陷区火车管理的混乱和旅客境遇的悲惨，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过去，一般人对于日本军阀虽觉得万恶，而认为日本人处理事业，有一种特殊认真的精神。这种精神，现在至少在沦陷区内，已完全被事实否定了。”他注意到，华中的铁路，虽然大部分是由“满铁”派来的干部管理，但是效果却是一团糟：车上秩序奇坏，收了钱不给票，买了票上不了车，行车绝对不守时间。

事实证明，在日寇眼里，殖民地的铁路只是掠夺的工具，老百姓则是被奴役的亡国奴，不可能指望他们认真经营铁路客运。抗战时期很多人乘坐了沦陷区铁路，都无比愤慨，进而极大增进了抗战之决心。一位叫黄海的记者在沪杭铁路线上备受凌辱，他撰文呼吁道：“同胞们猛醒！日本倭寇们盘踞的沪杭道上，我们将怎样廓清这恐怖的氛围？唯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拿自己的一切，贡献于抗战，打回杭州去。”（黄海《恐怖之沪杭道上》）

本组文并供图/中国铁道博物馆 李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