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道德高地批评舆论是徒劳的

原标题：站在道德高地批评舆论是徒劳的

“当人们嘲弄、谩骂、围观、诅咒被起底的郭美美时，不要假装之前的炒作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场产生了巨大伤害力的风波，不是郭美美一个人能够炒起来，多少人成了她免费炒作的工具，成了她发帖一呼应者云集的应声虫，成了她指哪儿打哪儿的炮灰？”——《中国青年报》8月4日评论《多少人成了郭美美的“炮灰”》

他们其实不是“甘当”郭美美的炮灰，而是拿郭美美当作射出的子弹。当然，这个时候射中谁，他们也就不去审慎考虑了。

随着公安部门的调查发布，中国的媒体也开始配合公安部门开展了一场对郭美美起底和声讨的舆论行动，一些受郭美美“祸害”的组织和人物总算可以长舒一口气而安睡了。说实话，即使没有起底郭美美之前，有道德伦理底线的公民也不会对她的炫富和搬弄而赞同甚至羡嫉。但是她确实煽动起来不小的舆论波动。现在郭美美被公安以及媒体“起底”，又有人事后诸葛式开始批评公众舆论，认为许多盲目无知的网民无意中成了郭美美的“炮灰”。

这个说法道德立场上是正确的，但公众舆论为什么就那么容易成为“恶俗之人”的炮灰呢？事后诸葛式的责备公众能够正确引导公众舆论吗？

公共舆论向来都是似潮水般变动的，只不过随着传播技术的发达，公共舆论的放大范围和传播速度在升级。传统社会的舆论也可能引起恐慌，尽管其传播速度和范围不及现代社会，但是其影响范围也是不容小觑的。比如1768年的清朝乾隆年间的妖术大恐慌就曾经波及了大半个中国。（见孔飞力的《叫魂》一书。）其实传播手段和技术不是最关键的，关键的是要弄清楚公共舆论的机制，以及对舆论的反应机制可能产生的强化或消解作用。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就指出，公共舆论的一般特征是其信息的不确定性、传播的匿名性以及引起的公众情绪共鸣（或恐慌、或兴奋、或焦虑）。

郭美美的炫富和搬弄，构成一个符号模式。这个符号虽然是有名有姓的，但它制造出来的致富模式却是抽象的和不确定的。但这阻挡不住网民在迅速传播这个不正当致富的符号。而且这个传播是匿名的，无人后续去考察这个信息是否确实，出来澄清的红会领导也不被信任。原因不是郭美美有多大的号召力，而是她这个符号所产生的情感共鸣。也就是说，大家之所以积极传播消费郭美美，是因为这个符号模式激发了大家的情感共鸣——公众对消费市场调动的幸福欲望和垄断利益结构导致的致富道路阻塞这个矛盾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失衡。郭美美的个人发家史信息是不确定的，但是她以及制造她的符号模式附带的情感能量是强烈的，那就是我靠“靠山”幸福了。这个模式激发的大众心理体验也是确实的社会事实，我们既羡慕幸福生活，也憎恨不公平致富。所以大家就不再对她说的真与假、是与非进行理性判断，而是借助郭美美这个意象符号宣泄自己积压已久的心理负能量。

如果了解了公共舆论的形成机制，就不会一味地站在道德高地责备公众的盲目性，因为其实这种“英明”难以起到亡羊补牢的效果。如果我们不能尽早拆穿更多的郭美美式的意象符号结构代表的意义，也不能看穿支撑这个意象符号的当下中国的消费欲望幸福模式以及对应的垄断性利益结构，就会有新的公共舆论危机出现。一方面中国的幸福观已经被影视作品和资本市场所主导，走向了欲望调动的“贱时代”；另一方面，幸福之路已经被垄断利益结构所严重限制。这两者导致底层公众的日益严重的心理失衡，谁在说道德漂亮话，公众就蔑视你。不是你说的不对，而是你罔顾社会事实和社会心理而讲话。就像当年郑人对孔子的蔑视一样——累累如丧家之犬。不是孔子错了，而是他罔顾导致道德崩溃的社会结构，而一味地呼唤一种道德礼制。

我说这话不是说不要道德建设，而是要明白现代道德建设需要一个视角转换。当面临权力利益结构畸形结合带来的严重心理失衡时，能够守住道德底线的人是高尚的，可是我们不能期待公众都成为道德纯洁的圣人。他们需要一种公平合理、而又体面尊严的生活手段和生活水平。如果公共权力和利益结构结合起来形成垄断，封闭了公众追求合理体面的幸福生活道路，他们应该有顺畅而公开的表达机制和批评途径，而不是要求他们恪守道德理想。如果失去了这种公开、顺畅的批评表达机制途径，就会进一步压抑公众的不满，进而使公众产生一种挫折心理，甚至会发展成仇富心理。这时候，如果出现了一个郭美美式的把不正当致富拿来炫耀的符号，就会激发大家的愤恨。他们其实不是“甘当”郭美美的炮灰，而是拿郭美美当作射出的子弹。当然，这个时候射中谁，他们也就不去审慎考虑了。于是，我们都有可能成为非理性公众舆论的牺牲品。

所以，正确进行公众舆论批评，不是由道德高尚的人批评公众，而是要建立一个公开而畅通的公众表达机制和平台，公开各种公共权力和利益分配的信息给公众，使大家能够自由而具名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意见，理性地进行批判和自我批判。知识精英和道德精英不再是立法者，而是一个阐释者，你不能再保证自己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人，永远正确地去教训别人，而是和公众一起阐述自己的观点和论据。只有这种公共舆论结构和规则的形成，才能不断地消解公众的负面情绪，也才能正确引导公共价值导向和公共批评，郭美美这样的畸形消费符号模式才会失去其社会基础和道德基础。

文/郭伟和（社会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