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注脚

2014年08月07日 03:42
来源：北京青年报

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先生多年走访“文革”亲历者，采访领袖家属，对话红墙内的秘书，通过这些亲历者的口述回忆，复原“文革”时期中南海生活的诸多细节，以及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的所见所闻，用细节还原历史的真相。

原标题：历史的注脚

◎作者：叶永烈 ◎中华书局 ◎2014年6月出版

阎长贵“盼望”着提审，他觉得“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因为提审时才有机会说话

那是1967年年底收到的，信很长，有十几页，阎长贵工作忙，分几次才看完。信中说，她在新中国成立前也曾经叫“江青”（阎长贵回忆，后来戚本禹告诉他，此人不是叫江青，而是叫“江菁”，并说这是抓你的导火线，也是抓我的导火线——戚本禹在阎长贵隔离审查后3天被打倒），在说了一通赞扬江青的话之后，谈及自己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期望江青给予帮助。阎长贵看毕，把信交给江青，并附上一张条子：“江青同志：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没有想到，江青看毕大怒，把信一摔，斥责阎长贵道：“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你无知！”其实，阎长贵是看错了信，以为信中写及的一些事，跟江青有关，而这个给江青写信的人和江青根本没有什么关系，这是江青很忌讳提及30年代电影界的事。就这样，江青下令对阎长贵进行隔离审查。

1968年1月23日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人一起找阎长贵谈话。姚文元对阎长贵说：“你看今天谁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指陈伯达）、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指谢富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指杨成武）……”阎长贵心想，我这个22级的小干部，怎么会惊动这许多大人物，肯定有重要的决定宣布。果真，第二天阎长贵就被押往秦城监狱。阎长贵的一身军装，被换成一身黑色囚服。再也没有人叫他的名字，而是叫囚号“6820”——1968年第20个收监的犯人。

阎长贵被关进七八平方米大小的单身牢房，屋里只有一张不到一尺高的小床，墙边是便池和洗脸的小池子，头顶上是彻夜亮着的灯。阎长贵在极度孤寂中度过了将近7年半的黑狱生活，中间只提审过两三次而已——他“盼望”着提审，他觉得“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因为提审时才有机会说话。到了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突然来到监狱，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释放你，送你到湖南某农场劳动，等待结论。”

就这样，阎长贵走出秦城监狱，被押往湖南西洞庭农场，他在那里度过5年流放生活。好在农场领导和职工对他很好，多年不知他的音讯的父母、妻子和子女赶来探望。妻子和子女被允许留在农场共同生活。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979年9月《红旗》杂志社党委终于给阎长贵“彻底平反”，并决定调回《红旗》编辑部。就这样，阎长贵又回到他1961年大学毕业时分配的单位。从1961年到1979年，整整18年时光，阎长贵时浮时沉，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起点。

阎长贵回到北京之后，起初埋头于编辑工作和学术研究，努力补回失去的时光。1997年退休后，有近代史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劝他，学术研究别人也可以做，而回忆你在“文革”中的经历是别人所不能替代的。于是阎长贵开始写“文革”的回忆文章，进而从事“文革”的研究工作。

阅历即财富。阎长贵大起大落的人生，虽然使他备受苦难，但是却化为他不可多得的人生阅历——这倒是验证了他的成名之作《“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他惜时如金，依然每日在电脑前不停地工作。他的人生的秋天，是一片黄灿灿的丰收景象。

我曾经四次担任外国电视台拍摄的江青纪录片的主讲嘉宾：

第一次是1995年10月，担任日本NHK电视台（导播大龙裕史、摄影佐佐木真司）的专题片《江青》嘉宾；

第二次是2008年9月，担任日本电视台（编导友利荣太郎、主持人草野满代）的专题片《江青》嘉宾；

第三次是2010年4月30日，接受新加坡电视台《江青》摄制组（制作经理薛虹、摄影刘季平）的专访；

第四次是2011年3月，再度接受日本NHK电视台（编导山田礼於、摄影长田）的采访，拍摄电视纪录片《江青》。

日本人很守时。日本电视台的摄制组事先在电话中约好在2008年9月4日上午到我家拍摄，8：50门铃就响了。一进门，仅仅是因为早到10分钟，就连声说抱歉，来早了。因为他们担心堵车，提前出发，提早到达，还特地在我家楼下等了一会儿。

我家是记者经常光顾的地方，电视台的记者也常来。通常，电视台的摄制组最少两人，即一位编导、一位摄像，多的也不过四五个人，即再加上节目主持人以及照明人员。这一回，日本电视台的摄制组显得有点庞大，开了两辆商务车，来了十多个人。

最初，在8月4日，吴惠琳小姐从东京给我来电，说是日本电视台要拍摄专题节目《江青》。接着，则是翻译张晓黎先生与我不断联络。日本人似乎对江青特别有兴趣。记得，在1995年10月，日本NHK电视台就派摄制组来到我家，拍摄一小时的专题片《江青》。这一回，日本电视台又要拍摄《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