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中国现代史的“局外人”与“局内人”

原标题：做中国现代史的“局外人”与“局内人”

周锡瑞《叶》成书。阎芳 摄

叶氏“笃”字辈兄弟在北京。

叶方与学生救亡团。

叶笃庄与妻子及两个女儿叶靓(左)、叶娃(前)。

南开五兄弟(姚翔提供)。左起叶笃正、叶笃义、叶笃庄、叶笃廉(叶方)、叶笃成(方实)。

《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美)周锡瑞著，史金金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版，58 .00元。

《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叶笃庄著，孟繁之整理，山西人民出版社20 14年7月版，68 .00元。

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的英文著作《Ancestral Leaves：AFamily JourneythroughChineseHistory》最近翻译成中文出版。回到中国世界，书名《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中的“叶”也回归它的中文本意，既是“叶家”的“叶”，也是“树叶”的“叶”，双关之下更显意味深长。封面的“叶”字是周锡瑞的岳父、著名农史学家叶笃庄题写的，扉页的篆书“叶”则出自学者李零的手笔。

这是一部晚清至民国天津著名世家叶家的家族史，也像是一棵大树中一片树叶的个案研究。“汉语中，作为姓的‘叶’字也有‘树叶’的意思，而这个含义对于这个家族显得尤为允洽。”周锡瑞在英文版序中这样阐释，“一方面，叶氏数代人如同一棵大树的不同分支，彼此相连，族谱将他们溯源到同一个根源。另一方面，在家族历史的关键节点，这些‘树叶’随着近现代中国的狂风飘零辗转，各自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命归宿。”

这位当今美国卓越的中国近代史学者，试图记录一个家族从晚清历经民国、再到共和国百年间的兴衰际遇和个人命运。

1写一部人性化的中国现代史

周锡瑞的这本书，最初是为他年轻的美国学生们而写的。1942年出生的他，师从费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三位北美“大拿”级汉学家，曾凭《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现代中国：一部革命的历史》、《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等著作获得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两个最高奖———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蜚声海内外。而作为一位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讲授中国史达四十余年的教师，周锡瑞有一个愿望———希望美国学生能了解人性化的中国现代史。

“到底中国近代以来的整个发展过程对个人有什么影响？我想写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包括历史大发展，也包括家庭的、人际关系的、个人的历史。光看战争啊，革命啊，有时候学生不大爱看。”周锡瑞告诉南都记者，他在大学里也开了一门《中国家族史》的课，必读书之一是巴金的小说《家》，还有宋代开始，明清到民国乃至1949年以后的各种资料。这门课的课程作业是要求学生自己写一篇家族史小论文。好多学生就找父母、爷爷奶奶等还健在的长辈做口述，“他们都觉得挺有意思的。”

周锡瑞总结，这门课比较普遍的现象是，每个学生写自己家的历史，早晚会碰到家里人不想讲的一些事情。“所以他们就一定盯着那个事情，这个叔叔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讲这个叔叔呢？这一类的。”加州大学华裔学生多，但英语是他们的母语，中文水平往往有限。对华裔学生来说，这种家族史的探访是一种语言练习，因为要听奶奶讲过去的事，就得说中文。“更重要的是，对他们来说这是寻根。原来对自己家庭、家族的历史知道得非常有限的。”

学生写家族小史，用一学期或更长的时间。而周锡瑞自己的叶家家族史“课程”持续了二十余年。最早的缘起，是岳父叶笃庄为两个外孙女写的回忆录。1992年5月，在周锡瑞位于圣地亚哥的家中，华中师大历史系教授章开沅读到了周锡瑞和太太叶娃带给他的《叶笃庄先生回忆录》（初稿）。回忆录记录了叶笃庄幼年在天津时的家庭生活、私塾读书经历、入读南开中学、日本留学、抗战、结婚成家。以及共和国早期“反右”运动和它的灾难性结果———给叶笃庄带来28年的狱中生活等亲身经历。叶笃庄的众兄弟中，老三叶笃义是著名民主人士，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叶笃庄是老五，除了农学专家的身份外，也是《物种起源》等达尔文著作的翻译者；老六叶笃廉（叶方）曾担任中央党校理论部主任；老七叶笃正是中科院顶级大气物理学家；老九叶笃成（方实）曾担任新华社机关党委书记，也是《炎黄春秋》的二把手。章开沅阅后，深感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建议周锡瑞以历史学家之笔写叶家家史。之后，叶家这位美国女婿开始了搜集资料的过程。

“我自己主要搞清代历史，我想利用我的条件把（研究）时间提得更早一点，能写一个跨越清朝晚期帝制、民国时期和共和国时期的家庭。这可能会稍微跟一般的家庭回忆录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价值。”周锡瑞说。

1994、1995年，周锡瑞利用在中国的一年时间收集资料。先是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官至陕西巡抚的叶笃庄曾祖叶伯英的年谱；后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他的奏折；之后回到叶家在安徽安庆的老家，找到了叶伯英的族谱；回到美国，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找到叶伯英父亲叶坤厚二十卷的诗集。“如此，我觉得清代（的部分）有足够的资料写家史。”

民国到1949年以后，一大部分材料是口头历史，来自周锡瑞对叶家“笃”字辈进行了数次、为时几年的访谈追问。“很不幸，因为我写得太慢，叶笃庄先生去世了。去世之后，农科院保存的个人档案可以提出来给家人看，我太太叶娃去看了档案，收集了一些资料。这样一来，我觉得我有完全足够的资料写晚清、民国、共和国这三大阶段的历史。”

两个世纪的家族史由三大阶段构成，而每个阶段都有一场比较大的动乱。晚清有太平天国运动。安庆是太平天国数次战役中的重镇，叶家正是那时离开了安庆；民国时期的抗战，小辈们都在天津、北京的高等学府读书，多半跑到内地去参加抗战；共和国时期则是“文化大革命”。周锡瑞说，造就现代中国的内乱、入侵、战争和革命在叶家每个人身上都有真实展现。历史学家所做的，是勾勒历史演进中的人性化层面。

2用诗集与口述撬开历史缝隙

两个世纪的家族史，起笔从1852年叶坤厚返乡葬母开始。彼时的中国，一波未平。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1851年，捻军起义。虽回到家乡安庆，但叶坤厚这位晚清帝国中级官员的宦海生涯也在组织地方团练中进一步展开。

周锡瑞介绍，欧美历史研究中，从来不乏对家族史的深入探究，家族及家庭中发生的种种变化常常是现代变革的症候。比如，父权家长制的逐步削弱、精英世家的日渐消亡、核心家庭的日益兴起、配偶之间对爱情及相互情感的日益重视，以及对于子女的培养和教育等等问题。欧美的家族史研究也为私人生活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史料，日记和书信就像窗户，展示了传主个人的情感世界，以及较私密的人际空间。通过这类历史研究，我们了解了诸多个人生活和公共领域的交汇点———一方面包括大规模的经济、文化、社会以及政治的变迁，另一方面，则包含了家庭个体内部的分化及之间的相互影响。

在周锡瑞看来，尽管现代性变革过程也影响着中国家庭，但关于中国家族史研究的文献却远不及西方广泛和普遍。这些都使得想要写出像西方那样详尽的家庭生活史极其困难。

“当然，中国也有为望族修族谱的传统。叶家的族谱就对周锡瑞的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它使我能够将家族历史追溯到14世纪，得以深入研究其家训中所包含的伦理原则，并为我提供了很多来自19世纪的重要传记材料。”但他也指出，这样的族谱作为史料有它的局限性。一则因为族谱所关注的，几乎全部是宗族之中的男性成员、男性世系，一则撰写族谱的目的就是为了显扬祖上声光，因此内容会有选择性的趋利避害，只记荣光的一面。而族谱中对于人际关系、对家族动态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则囿于父慈子孝的道德示范。

为了突破这些局限，周锡瑞参考了叶伯英父亲叶坤厚二十卷的诗集《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晚清的家庭生活，一个19世纪官员宦海沉浮的经历和心理轨迹也流露其中。比如，叶坤厚的诗集中会记载太平天国内乱中对民生疾苦的感慨，也会记下清剿捻军后进京觐见皇帝的过程，同时也会留下当时官场习见的同僚赠送歌妓的记录。而后者这样的细节，周锡瑞说，常常在族谱中被隐秘藏匿起来。一般族谱里只记载妻子的生卒年日，不会找到关于妾室的记载。诗集打开的，正是这些传统文献和大型史料所遮蔽的褶皱。

不过，周锡瑞也坦承，叶坤厚诗集带给他的难度。“首先就是在语言上难度比较大，我不是搞文学的，清朝的诗、典故对我而言很难，而且（英文版）中诗也得翻译成合适的英文，这方面中文版要比英文版要好。另外也有各种各样的诗，有的就是家里的事，有的是感情的事，还有好多我自己觉得是很类似于现在的宣传的这种诗，劝诫老百姓的，或者是写给儿子的。”

周锡瑞说，恰恰在叶坤厚的诗集和叶伯英个人的记录里，可以深入了解这些19世纪中叶官员的思想，他们关心的不是现代化，甚至也不理解现代化的概念。他们的治世中心是恢复和维持秩序。他们反思内乱的根源，以及平定内乱的有效办法，因为这件事情曾经耗费了他们很多精力，也是他们为官生涯的最主要内容。“这在官方文献中有时是看不到的。”

周锡瑞一开始随便看了一些诗集中的内容，后来越看越有意思，因为觉得真实，诗没有日期记载，不过完整看下来，基本上是根据年代写的，“再就是过年的时候，他多半也会写一首诗，里头会有哪一年的记载，所以这样排起来，也可以把年代梳理清楚了，再从他写的内容，和他做的事对起来的，这个梳理起来还是要花一点工夫的。”叶坤厚诗集也使得周锡瑞的初稿废弃，重新写起。

到了1949年以后的家族史，则是另外的困难。“当代我感兴趣，但是因为没有研究过这段历史，梳理逻辑背景时，很多东西要重新学；另外是主要靠口述史。一开始有些人不大想讲，有的一直不想讲，有的则是不允许讲———比如叙述者是党员的话。所以这本书对当代很简单的介绍了一点，没有多少。”

涉及叶家1949年后的历史，“反右”和“文革”都是避不开的节点。叶笃义、叶笃庄都受“反右”运动的牵连。“‘反右’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时刻，所以一方面要特别细心地注意家里的史料跟‘反右’有关的是怎么样，然后从其他的一手、二手的史料里怎样去理解‘反右’运动的大环境，弄清楚这个家在大运动里头是怎么一个角色。”此外，“文革”也是重点。周锡瑞说，做口述史的时候，都要问到：你在“文革”的时候在做什么？“文革”的主要年头，比如1966年的8月份，比如林彪事变，你在哪？在做什么？

近代中国几乎没有避风港，政治运动会牵扯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每一个中国人都经历过‘文革’，至少城市里没有一个人是能躲得开这个大运动的，每一个人对‘文革’都有一种经历，都有一种经验，也可能都有一种看法。也就是说这也影响所有的人，我们要理解中国的近代的发展，都得理解‘文革’这段，完全把它掩盖过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周锡瑞说，为了了解中国人所体会到的这一段历史，得从各方面梳理和抢救历史。比如从个人经历方面，从国家领导人的决策方面。“所以写这个家庭史是这种意思，家庭在这个过程中到底起了怎么样的作用呢？大概扮演什么角色？受到怎样的影响，这些都可以从家庭的角度来探讨的。”

3家族里不黑不白的灰色地带

写自身所在的家族史，常常会面临一个质疑，就是会不会掩盖不够光彩的一面，专挑好的部分讲。“一方面我是这个家的女婿，是这个家的成员之一，不过更重要的我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来写。”周锡瑞说，自己是尽量地回避这种毛病，“不是说要故意找到不光彩的那一方面，但还是要写一个尽量客观的、真实的历史。”

但即便如此，还是会有来自家族内部的不同意见。“我想这里面呈现出来的画面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有层次的灰色。”方实（叶笃成）的女儿，同在美国大学里做历史研究的叶维丽，对周锡瑞书中所列举的、政治运动频繁年代里的负面事例提出了质疑，“老周举的三个事例都是（兄弟）自保的。对此我想说，之前兄弟姐妹举出很多不同的例子、另外一面的例子，而且后人知道的有限，很多兄弟之间的事情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叶维丽说，叶家当时遇到的问题也是许多家庭在政治运动中经历的，“几乎在人性上是不可能做到（完美）的，无奈、迷惑、恐惧、违心之言、人格分裂，同时也有一切在不言中的关切。叶笃义、叶笃廉见面，三伯伯叶笃义被打成右派，见面时两个兄弟抱了一下。这种一切都在不言中的关切和对底线的坚守，在组织面前说的一套话、在家庭面前说的一套话，都值得好好琢磨。”

面对这些不同的观点，周锡瑞的态度是，“对于史实，叶家年轻一代和我本人，基于历史材料以及对他们父辈采访的理解有不同之处。作为历史学家，我认为这是非常正常的。面对这些矛盾，我无法丢弃自己作为史家对历史客观认识和描述的责任。我希望叶家成员能够原谅我对某些细节坚持己见，没有遵改。”

周锡瑞在中文版序中说，“归根结底，这本书是一个外国人或局外人对叶家和中国现代史的理解。”

“我写历史一直的作风是要把政治史，尤其是政治大事件和社会事件联系在一起，把历史事件的社会背景、社会演变都联系起来。《改良与改革：辛亥革命在两湖》、《义和团的运动起源》基本上是采取这样的研究方法。”周锡瑞说，女权主义有一个论点“个人即政治”———个人生活，归根到底还会影响政治的大趋势。

“个人之间的关系也都是带有一个政治上的因素，有上有下，有被动的有主动的，有互相影响的。”周锡瑞向南都记者解释，研究社会史也能看到这个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阶级的人互相接触会产生怎么样的交集。

“比如说现在年轻女生和男生之间的关系和我三十年前来中国时比，变化可大了。”周锡瑞说，“三十年前在中国，男的和女的手拉手地走的，就是说基本上已经结婚了，或者说已经定下来了，如果是朋友绝对不会碰。”周锡瑞对一些细致入微的观察特别感兴趣，他的另一个观察是在中国，女生的自主感明显大了，“一群包括男男女女的小队伍走过来，现在一般是女的走在前头，逛街也好，要进去一个商店买什么东西也好，是女的做主的。”在周锡瑞看来，人与人互相的动作、说话的方式的变化，不仅仅是社会潮流的变化，人际关系的变化，会影响到家庭关系、婚姻关系、恋爱关系的各种变化，“社会的变化是从这些小小的细节积累起来的。也正因为如此，我努力将重大历史事件和变革拉回到个人生活的层面来描述。”

不过，做完叶家的家族史研究，周锡瑞下一个研究还是会回到之前写史的方法。下一步他要做的是陕甘宁研究，“但接下来的历史也会包括口述史，多个人的例子，大概也希望能同样地做带有人性的历史观的研究。”

B 14-15版采写：南都记者李昶伟

马勇：家族史研究或成“绝学”

“家法”与“师法”

传统中国讲究多子多福，一个重要原因是农耕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在文明传承上，传统中国社会的大家族状态，成为文明传承的一个重要平台。中国学术史上所说的“家法”与“师法”，就是说家族、家庭在文明传承上的特殊功能。研究学术史的都知道，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其实就是一部经典在一个家族内部几代人研习。这种情形在两汉时期最为显著，直至近代，即便商业经济兴起后依然如此。比如清代中期以来惠氏家族的《周易》学、刘氏家族的《左传》学等，也是几代人潜心研习同一部经典，心无旁骛，其效果可想而知。

家族史的研究，应该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古代中国就已引起相当重视，一些重要的家族，总会编有族谱或其他文献。二十多年前，中国学术界也有人热心推动，记得三联书店的一位老板就曾热心组织了一批家族史的研究成果，好像出版了梁启超、陈寅恪、俞樾等家族的专书（编注：“文化名门世家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含《新会梁氏》、《德清俞氏》等）有的写得相当不错。

随着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特别是过去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强制执行，家族文化，文化世家到我们这一代应该是基本终结了。即便未来某个时期放弃了独生子女政策，甚至鼓励生育，中国都不可能再现家族文化的风光了。此一时彼一时，城市化生活，不仅是成本的提升，而且牵涉一系列因素，中国的未来也一定像西方一样，以核心家庭（编注：核心家庭，N uclear fam ily，指由一对夫妻及其子女组成，并且共同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家庭。与之相对的是大家庭，extendedfam ily.此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G.P.默多克1949年出版的《社会结构》一书中首先提出）为主要形式。所以，家族史的研究，在中国即将成为“绝学”，因为未来的研究者，基本上没有大家族的经历、实感，只能凭借文献进行案头的研究。

联姻里的中国政治

家族不仅是文明传承的一个平台，而且在大家族状态，中国政治有着非常复杂的面向，远非一般想象。比如1911年底辛亥革命时期南北之间的和谈，在我们一般人的印象中就是革命、改良、立宪党、朝廷之间的博弈，其实，如果进入那时的语境，以赵凤昌这些人为主轴进行研究，我们很容易发现，所谓的“国家大事”，不过是几个家族内部的协调，因为那时的几个大政治家，不论满洲的王爷，还是汉大臣，比如庆亲王、袁世凯、盛宣怀、孙宝琦等，他们都是多子多福，儿孙满堂，纵横交错的联姻，所谓“门当户对”，就是这些政治联姻，处在大致相当的政治经济地位，因而国家大事转为几个家族内部的协调。这在西方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比如我们知道盛宣怀因铁路国有事件最后很狼狈，仓皇逃跑，其实他的出走，就来自其各种姻亲的关照。即便在流亡期间，他也没有像一般平民那样遭受磨难，各种姻亲资源仍然有办法罩住他，保护他。

大家族的盛景肯定一去不复返了，家族史的研究可以提上学者的正式日程了。这一次周锡瑞先生的叶家研究，就为西方学者开了一个好头，相信以后还会有许多杰出的作品问世，以家族为轴心描述中国社会的大变迁。

我在过去几十年的学术过程中，相继做过梁漱溟、蒋梦麟、严复、章太炎等人的研究，他们的家族情形总会或多或少的触及。我个人的感觉是，对中国学者这样的研究还比较难，比如像周锡瑞这次写到当代，写到叶家的今天。这样的处理难度太大，主要是不好把握叙述的尺度，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得罪了家族中的某一方。中国近现代的名人后人总体而言极富教养，知书达理，明白学术为天下公器的意义，热心提供家族史料，因而研究者如果无意伤害了这样的后人，也实在不应该。所以，中国学者研究近代家族，这是需要格外注意的。

大家族枝蔓衍生，像袁世凯那样一妻九妾的复杂家庭关系太多了。他们的后人因各自立场总会有不同的看法。怎样平衡这些人物关系，怎样以超越性立场去研究，确实是一个问题。立场、分寸感、有限度的褒贬等，都必须慎之又慎。

口述：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采写：南都记者 李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