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山计划，谁的乡村？

原标题：碧山计划，谁的乡村？

小小的村庄，来了一些文化人之后，昔日的宁静被稍许打破了……

七月，安徽黟县碧山村，村后青山上烟云笼罩，烘托着山脚下的白墙黑瓦。村口的农庄里，有身穿文化衫的年轻人兴致勃勃，和同伴商量着如何去触摸这个徽州农村，去了解在一场名为“碧山计划”的文化下乡活动的影响下，发生了哪些变化。

而这种场景，在本月初的一场笔战后，变得越来越常见了。笔战中，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周韵发文《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质疑欧宁等人发起的乡村建设中，村民是乡村的主体，还是城市精英下乡后的“审美物”？欧宁则认为，女博士空降碧山一天，戴着有色眼镜，抓取一些表面的现象，“使用的话语比她要批判的‘精英话语’有过之而无不及。”

争论很快平静。但关注者们随之而起的好奇心，不容易打消：已发起3年之久的“碧山计划”，到底在做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两人争吵的“路灯VS看星星”是怎么回事？被笔战双方都视为“主体”的村民们，又有什么样的态度？近日，现代快报记者走进碧山，尝试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现代快报记者 付瑞利/文

一场笔战

博士质疑谁是乡建“主体”，引发一场论战

7月2日晚，艺术家、策展人，也是“碧山计划”发起人之一的欧宁，转发了两条图文微博，内容是南京大学第五届“中国研究”国际暑期班走进碧山，在猪栏酒吧听讲“碧山计划”。图片上，可以看到欧宁在使用英文版PPT，为暑期班成员讲解他的种种想法和实践。

欧宁说，之前，曾有老师带着十几个学生到碧山，那次聊得还不错。所以，当这期主要由中国海外留学生和青年学者组成的暑期班提出想分享一下“碧山计划”时，他欣然答应。

不过，就在当晚，网友“@一音顷夏”发出微博，称听“碧山计划”，被精英知识分子、中产阶级话语震惊，乡村建设不过是想象田园。之后的几条微博中，这位网友又提到村民想要路灯，而外来知识分子认为“没有路灯能看星星”。

此外，欧宁使用的英文版PPT、提到的西方典故，以及那本用于记录设想的奢侈笔记本等，也都被认为是将真正的村民排除出“碧山共同体”的细节。其实，这个宣称旨在乡村建设，希望通过文化下乡，重新赋予农村活力、再造农业社会的项目，自2011年启动以来，一直争议不断。

而这次质疑的出现，似乎因为“@一音顷夏”的身份，而备受关注。这位网友的真实姓名叫周韵，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是“中国研究”国际暑期班的一员。

这场有关“碧山计划”的争论，被抽象为哈佛大学博士和国内艺术家之间的笔战。两人发出的《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回应哈佛女博士对碧山计划的质疑》等短文，也被简化为极具象征意义的“路灯VS看星星”之战。

尽管有暑期班的其他成员发声澄清：欧宁说到“看星星”时，恰恰是强调了村民需求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文人可能觉得没有路灯正好可以看星星，但村民们没有路灯十分不便，“不知道为何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误会？”

可“争端一开”，各种声音还是从不同角度发出，在时隔3年后，再次将“碧山计划”拉入舆论的漩涡。最终，这场笔战在周韵的《回应欧宁》发出没多久后，慢慢消停下来。但它的影响迟迟没有退去，碧山和“碧山计划”成为不少人眼中的新鲜存在，“有意思，关注中。有时间要到碧山去看看。”

一座村庄

自然风光、历史遗存兼具，引来“碧山计划”

其实，碧山村的美丽，并不惊人。比起相距不远的西递、宏村，这个鲜为人知的村庄，还显得有点土气。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它较好地保留了一个徽州农村本真的状态，全村只有三四处小商店。

青山脚下，呈长条状分布的民居群，白墙黛瓦，弯曲小道在村里蔓延。村外大片稻田间，矗立着一座五层宝塔，名为云门塔。有老人说，这座塔是旧时村中望族汪家所修，意在压制不断扩张的何姓家族。何家人看到后，便在穿村而过的漳河上搭建一座类似弯弓的桥，意在把塔射出。当然，这些都是传说，无法考证。

从黟县县城到碧山村，不过三四公里，站在快要到达村里的路上远远看去，古塔、古村落加上层层青山，映衬出一幅皖南水墨画的景象。

清晨，碧山村在鸟鸣声中醒来，推窗望村后，雾气笼罩着山坡，像在青山与村落间遮了一层纱帐。午后，太阳照着村子，斑驳白墙显得亮堂了不少。不知谁家的土狗耐不了燥热，跳进环绕整个村子的清水沟里，洗得欢快。碧山村的晚上，要比城市来得早。下午四五点，站在高处看碧山，黑瓦上已有缕缕炊烟升起。

不过，就这样一个看似充满生活气息的地方，却绝少看见年轻人的身影。

村里一处保持着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布置风格的供销社里，几位中老年村民坐着闲聊，他们的子女都在外工作。一位老人至今还住在祖上传下来的、上百年的老房子里，每日相伴的除了老伴，还有那些粗大的刻满岁月痕迹的柱子。

2007年，第一次到徽州农村时，作为“碧山计划”发起人的欧宁和左靖，就深深被这里吸引。他们看中碧山村的自然风光和历史遗存，可又发现随着年轻人的离乡进城，这些专属于农村的美好，正在慢慢消逝。农村变成了只剩老人和孩子的留守村，而这也和当下很多农村遭遇的情况极为相似。

于是，一项名为“碧山计划”的实验，在碧山村启动。按照欧宁的想法，他更愿意把这次乡村建设视为对古老耕读文化的追寻。

一个愿景

重建一种家乡归属感

欧宁的老家在广东湛江农村。他曾想过，回到家乡去做自己心心念念的乡村建设。可是，湛江农村地区的氛围，让他感觉“挑战太大”。7月11日，他告诉现代快报记者，过去十几年，湛江农村赌场风行，利益冲突导致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紧张。

而在安徽碧山村，他看到了另外一种农村风貌：这里民风温和，经济也不是太落后，人们不会为了抢占一点点生存空间，而发生争斗。另外，徽州地区自古有耕读传统。因为徽商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更加重视自己的子弟入世。他们特别看重通过读书、科举、当官，来获得社会地位。

所以，他选择了碧山，去做“碧山计划”。如今，欧宁已经举家搬到在碧山买的老房子里，加入到新村民的行列中。村民们偶尔会看到，这个来自大城市的艺术家，到隔壁的小店里买烟。

可是，一个被他视作有利的条件，却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现实：因为外出读书，很多年轻人不再回家，而是留在城市里。“这就是农村的现状。因为城市有更多的机会，所以农村的年轻精英被吸纳走。”

他认为，人气不足，导致徽州地区乡土社会的宗族文化没人继承，宗族的活动无法开展，老的祠堂就用不上了。子孙外出，家人没办法聚在一起生活，老房子也空了。

欧宁说，在碧山已经住了这么久，只有过春节和清明节的时候，村子里才是最热闹的。“全是年轻人，到处停满车子。这也说明，他们还是有一定家乡情结的，还没有忘记节庆。这就有希望。”欧宁提出，把村里的节庆做得更热闹，更深入人心，重建一种家乡归属感。

“然后慢慢地，一两个年轻人先回来……”谈话间，欧宁的语气中带着一份期望。而就在这个暑假，一个在外地创业的碧山人，也确实回到了家乡，和村里合办辅导班。

不过，在22岁大学生洪凯帆的印象中，家乡虽好，但更适合养老。自己父母开的三层楼农庄，已算是比较大的“产业”。况且，前些年，还经常会出现连续一周都没有客人的窘境。“这一年客人明显比以前多了，因为‘碧山计划’，村子越来越有名气。但现在来看还没什么好的机会。”

欧宁曾在“碧山计划”中提出美好的愿景：试图拓展出一种全新的徽州模式——集合土地开发、文化艺术产业、特色旅游、体验经济、环境和历史保护、建筑教学与实验、有机农业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的乡村建设模式。

村民怎么说

提起“碧山计划”，有人听过有人“闹不清”

“碧山计划”实施三年，一场笔战再次让人们把目光聚焦在这个皖南古村：“欧宁们”的乡村建设进展如何，那个美好的徽州模式怎么样了？

7月11日、12日，现代快报记者在碧山村走访发现，除了那座看得见摸得着的碧山书局，和一拨拨来做社会调研的大学生，“碧山计划”留下的痕迹并不多。村里，有的人知道“碧山计划”和欧宁这位邻居，有的人只知道欧宁，还有的人索性摆摆手，“闹不清，闹不清。”

当然，也有了解情况的村民说，“欧宁老师来了，很多文化人也跟着来买房子，价格翻番了。”村头一家杂货铺的老板在迟疑一阵后，表示自己现在每天卖出去的水，要比以前多了。

直到走进碧山书局，现代快报记者感觉才算“找对”了人。今年4月份，这家开在农村的书店对外营业，碧山村68岁的乡贤汪寿昌，成为这家书店的管理员。而在此之前，汪寿昌只是一位农民。

作为“碧山计划”的一部分，碧山书局的到来，让村民开了眼。书局所在地曾是一座荒废已久的祠堂，里面曾堆满杂物、蝙蝠乱飞，如今却在天井下竖起书墙。还有村民为它的到来感到欣喜，因为期盼已久的商业机构终于出现了。

乡贤的思考：为何留不住本地人

但在汪寿昌看来，这更是一项“文化事业”。他表示，对“碧山计划”了解不多，不好妄加评论。不过，汪寿昌认为，目前来看，“欧宁们”的所作所为，没有损害农民的利益，总归在做一点事情，“书店免费开放，有村民过来读书，一位老太太曾在这里看完一本厚厚的《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他说，这应该算是一种进步。

哈佛博士周韵对“碧山计划”的质疑，让汪寿昌无法完全认同，他说，有不同意见去探讨，可以相互促进，但没必要给这种实验泼冷水。

其实，在汪寿昌的脑海里，也有一份自己的对于家乡的描绘。他曾用画笔画下碧山的风景，但那更多的是一种对自然环境的记忆。

7月11日，老人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历史上的碧山，汪姓家族特别兴旺，上世纪六十年代，外姓迁入，慢慢改变这个古老村庄的状貌。这是第一拨外界力量。眼下，“欧宁们”来到碧山，成为介入他们生活的第二拨外界力量。“我开玩笑说，他们又来改变碧山了。”

这位子女都在外工作的乡贤说，自己观念中，美好的家乡应该是人丁兴旺，老少都有，过着那种男耕女织的生活。最后，老人还说，自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碧山会留不住碧山人？

村长如何想

“欧宁不像商人，对村里贡献大”

谈起“碧山计划”的影响，掌管着一村848户2907名村民大小事务的村支书朱显东，可谓如数家珍。尽管这位已经当了18年“家”的书记，也说不清什么叫“碧山计划”。

朱显东说，碧山书局在村里开办；近20座老宅被文化人买走，得到妥善保护；来自国内外的媒体聚焦碧山，宣传了碧山。因为知名度得到提升，已经开始有人主动找到村里，希望寻求合作。

村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陌生面孔，习惯“熟人社会”的村民们，难道没有提出异议？朱显东说，这些文化人刚来时，喜欢关着门，让邻居们感觉自己不受待见，加上语言有些不通，很容易产生隔膜。“现在改变了，大家互相走动，以后就是邻居了。”

朱显东介绍，刚开始以为欧宁来买老房子，就是为了好玩，过休闲生活。也顾虑过，他是不是要倒卖房子。但后来感觉，他不像商人，而是实实在在挖掘碧山的文化。“刚开始不理解，现在感觉他很广交。至于目的为啥，还不清楚。”朱显东认为，欧宁有点陶渊明的意思，想看到“人们生活富足，与世无争，环境青山碧水”这么一种社会状态。

希望他们多做贡献，比如交路灯电费

同时，朱显东也对这些新村民，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希望他们为村民们多做些公共利益的贡献。我们争取亮化工程，给村民们安装路灯。不过，我还是希望欧宁老师能包一条街的电费，左靖老师来包另一条街的……”

为何要向帮助过碧山的人伸手要钱？这位书记的理由很简单：他们利用了村里的资源，获得了精神食粮，支持一下村里的建设，未尝不可。在朱显东看来，所谓激发村民主体性、号召村民参加进来的“碧山计划”，更像是囿于知识分子本身的一种“精神满足”。

朱显东还表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碧山人，哪些东西值得发展，哪些东西不值得发展，最了解。所以，“碧山计划”应该与他们沟通。

欧宁:我们很主动，但村民并不很配合

现代快报：现在“碧山计划”进展到哪一步了？

欧宁：基本上没什么进展，因为2012年第二届丰年庆因故被取消后，不知道政府是不是允许我们再做这些事情。所以，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基本没做什么。

现代快报：3年下来，颇受粉丝追捧的碧山书局，是不是为数不多的“碧山计划”成果？

欧宁：因为可以看得见，所以它引起的反响也很大。钱晓华（南京先锋书店创办人）开这个书店，完全是因为我的提议。所以，他很愿意把碧山书局当成“碧山计划”的一部分。我给它的定性，就是商业机构，不是做慈善。书局定位为商业机构，能够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比如汪寿昌画的碧山风景，印成明信片出售，他可以拿版税的。书店也为当地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现代快报：“碧山计划”追求耕读文明，商业机构进驻，是否合适？

欧宁：我不反对商业，但需要良性的商业，对社会进步有利的商业。农村在社会的印象中，就是颓败、破产啊，村民生存状况很糟糕啊。然后你来这儿做事情，存在道德风险：你是不是来掠夺农民啊？你是不是来破坏农村的农业生态啊？你是不是在影响农村的自然资源啊？

所以，开书局的时候，一方面是找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要自我造血。同时，要为村民做些事情。

现代快报：不少和你一样的文化人，到村里买房居住。这保护了老建筑。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原住居民搬走了，原来的生活习俗在变化。

欧宁：这就是“士绅化”。村民想走，外面的人则想进来，这是双方的市场需要。现在，老房子的价值，村民已经有认识了。可他们并不愿意住在里面，而是喜欢住新房子。“碧山计划”想要做的，是不让这个事情发生。让大家能够长久地住下来。我自己做“ 碧山计划”，对这种现实感到很无奈。

现代快报：“碧山计划”是一种实验？推行起来有哪些难处？

欧宁：它是一种实验，没有时间表，也很难说有很明确的目的，我们也不知道做到什么时候，总体而言现在的困难很多。我们最容易被批评的是，说我们太高端，和村民融合得不够。但是，在晏阳初和梁漱溟那个时代，他们也不受欢迎。

知识分子主动，但老百姓被动、不想配合，知识分子的努力根本没有什么效果，农民不呼应。很多时候都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在那里呐喊。说乡村是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不是我的，也不纯粹是农民的。

现代快报：“碧山计划”已经停了一年多，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会不会想到离开？

欧宁：今年有了新动向，有一个投资人，买了200亩地，觉得我们的丰年庆不错，就在签协议的时候，提了一个要求，希望“碧山计划”可以继续做一些，县里面同意了。可另外一个难题来了，资金由他们来出，那200亩地用来做什么？我们得慎重，万一以后做了破坏、掠夺式的事情就不好了。至于离不离开，至少现在还没有离开的想法。

周韵:村民不该是城市精英的“审美物”

现代快报：对于你提出的“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欧宁认为，乡村“不是我的，也不纯粹是农民的”。对此，你怎么看？

周韵:当我提出“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时，我问的并不是碧山村实际属于谁，我的问题是，当欧宁等人提出了“碧山共同体”的概念，在他们自己一套话语与规划里，这个“共同体”是谁的、包括谁？既然“碧山共同体”是“碧山计划”的创始者设计、提出的概念，那么设计之初，自然应该对这个“共同体”里包括谁，有一个定位。

村民期望的是发展商业与旅游业，是可以搞创收致富。村委会对于碧山发展的定位，是一个“休闲文化旅游度假村”。在这种情况下，我听到了“碧山计划”的创始人说要“远离资本远离NGO”强调自己的“理想主义”和“乡村建设”情怀，然而我却并不知道，靠着这种“远离”与情怀，在中国当下的模式下、在碧山的具体情境中，“共同体”如何能平衡好乡村基层政府与村民的关系，成为真正包容（inclusive）的“乡村共同体”，而不是“由外来知识分子建立、为了外来知识分子体验田园”的小团体？

现代快报：碧山村的民居被外来的文化人买下。原住民搬到别处，或者盖起了新房子。欧宁想避免这种“士绅化”。毕竟他所倡导的是激发村民自主性，让村民参与到改良中，而不是卖房子。可现实让他有些无奈。你怎么看这种情况？

周韵：看了《南都周刊》2011年对“碧山计划”的报道，就会发现，“碧山计划”一开始，其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就是城市文化人下乡买房子定居。他们现在又来反对“村民卖房子”与“士绅化”，我不知这其中，如何自洽。退一步说，村民卖房子，就一定和所谓“自主性”矛盾吗？卖房子，不就是在碧山发展到了现在，城里“文化人”纷纷来买房后，村民根据自身的利益，做出的自主选择吗？一面反对村民自主选择的“卖房子”，一面谈激发村民的自主性，这其中，又如何自洽？

在接受“一财网“访谈时，欧宁也提到了对“士绅化”的反对：虽然村民似乎都很想要，但是欧宁认为，“士绅化”之后，村里就没有村民了。

由此或可发现，“碧山计划”中反对“士绅化”的立足点，不是村民本身的意愿和生计（村民自己想要卖房子、发展旅游业、搞创收）——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在这场乡建运动里，村民是乡村的主体，还是城市精英知识分子下乡后的“审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