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白坭富景社区： 从单元自治到多元共治

原标题：再访白坭富景社区： 从单元自治到多元共治

近日，在佛山和三水领导层，以及核心智囊团队中，有两大关注度极高的课题，其中之一便是基层社会治理。这不仅因为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对佛山提出了破题的要求；也因为基层社会治理这一课题，与当下深入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紧密相关；同时，这也是为佛山乃至广东基层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后顾之忧”的必要一环。

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省委主要领导提出了“基层重构”的核心命题：目前社区里的各类组织和人并没有形成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在旧有架构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的阶段，讨论如何治理基层之前，应该先思考如何重构基层，即先将打碎的重构起来，把社区整合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区，才会有真正的治理。

对此，佛山市委主要领导结合南海、顺德、三水等地的探索也提出，目前几区在基层治理方面的探索，像“盲人摸象”一样各自摸到了一些部位，接下来需要将这种探索的经验和利弊得失进行比较研析，将最有益的部分集中起来综合研究。

“我们可能像‘盲人摸象’一样，南海摸到一块，顺德摸到一块，三水摸到另外一块，我们要进行比较研究，把各个不同做法的利弊得失进行分析，把最好的东西集中起来综合研究。”近日，佛山市委书记刘悦伦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提出了上述要求。

这无疑对三水此前的探索予以了肯定，也指明了接下来的方向。三水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放在更大格局下看基层社会治理，可以看出三水与南顺等地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只有深刻把握这种异同，才能在基层重构和治理上走出最有效的路子。

那么，三水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建立在这种独特基础上的基层重构与治理，又有哪些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的内容？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近日聚焦基层农村这个核心阵地，再次走访了白坭富景这一基层典型的“内外杂居”社区，并对相关各方进行了采访。

按照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方法，记者在此次采访的基础上，尝试还原开会、分钱、服务这三个基层农村最常见的场景，从组织架构、运作机制、内在肌理等角度，梳理并剖析三水基层重构与治理。

本版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赵进

陈奕凯 通讯员

三宣 王智春 白坭宣

统筹：赵进

议事决策：从走过场到动真格

6年前，袁天鹏带着自己翻译的《罗伯特议事规则》，走进了安徽的南塘村，这本500多页的大厚书里，有着国际上最公认的议事规则。在这种“洋规则”的指导下，这辈子并没少开会的南塘村民，开始重新“学开会”，此后，中国农村领域也诞生了颇具开创性的“南塘试验”。

议事决策：从走过场到动真格

这次试验，对远在1000多公里之外的三水，也产生了很大触动，无论是分管农村改革工作的区领导，还是镇街的相关负责人，都对这一农村民主议事试验关注颇多。去年农村综合改革启动之际，三水区委常委、区委社工部部长陈必田，就向记者推荐袁天鹏在“南塘试验”后出版的《可操作的民主》一书。

“农村最重要的是开会”，白坭镇党委委员梁炬坤通俗地解释说，开会是收集传达信息、形成决策最重要的方式，会开好了，才能解决好包括自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事务。

然而，开会这个“最重要的事”，在此前三水的基层农村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这涉及到三水农村的一大特色——人数庞大。

2004年，三水对辖区原108条行政村进行“并村”调整，此后逐渐形成了全区5镇2街道下辖48个村委会和870个村小组的区划格局，而在“隔壁”的南海，则有251个村居委会。由此而来的是，不少超万人的“巨无霸”村在三水出现，召开一次村民代表大会往往需要上百人甚至数百人参加，更不用说召开村民大会了。

“我们的村民代表就有100多人，开一次代表大会不仅经费开支大，而且往往只能形式化地表决一下。”白坭富景社区党委副书记陆绍明介绍，社区户籍人口有1.1万余人，此前一年通常只能召开2-3次村民代表大会，真正议事决策的功能明显不足。

“决策功能弱化了，后续的执行和监督环节无疑也会受影响。”三水区委社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正是基于对这种实情的考虑，三水推行了村民议事会制度，即以部分党代表、村民代表、人大代表、村小组长等组成议事会，由村民代表大会授权进行村级决策。会议由村党组织书记召集，议题则由村党组织负责受理，经过议事会民主决策后，由村委会执行，并接受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这就在程序的设计上解决了村民议事会“何时议、议什么、怎么议”等核心环节。

“我们社区议事会有25名成员，每月召开一次议事会，把问题摆到台面上来讨论，大家参与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了。”陆绍良说，村小组一级也会根据需要召开议事会，村民小组议事会解决不了的问题，也会提上村委会一级的议事会讨论解决，“解决问题的效率高多了。”

伴随这种机制而来的，还有基层党组织话事权的进一步增强。据悉，除议题受理、会议召集等程序必须经村党组织之手外，富景社区村民议事会成员中的党员比例超过九成，而此前村民代表大会中代表的党员比例仅为60%左右，党员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和话事权均有明显提升。

农村经济：从做大分红到做强收益

如果说解决好“开会”问题是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的重要手段，那么处理好农村经济问题，则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基础。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怎么解决分钱的问题。

对此，相关“三农”专家此前来三水调研时就曾表示，经济问题是解决基层农村治理的根源。

农村经济：从做大分红到做强收益

“三水基层农村治理跟南海、顺德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基础，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的差异。”三水区委社工部上述负责人介绍说，一方面是三水的集体经济远不如南海等地发达，另一方面则是三水“强组弱村”的集体经济特性。

记者也了解，自2004年“大并村”后，因实行“并村不并账”，三水目前是典型的“强组弱村”局面，即集体资产主要掌握在村小组（自然村）一级，村委会（行政村）一级则明显呈现“资产空壳化”特点。陆绍明表示，富景社区就没有行政村一级的经济联社，只有自然村一级的经济社；另据不完全统计，三水共有村组集体资产22亿余元，规模甚至不足南海的十分之一。

“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去发展经营，不符合当前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也难以在全体组织成员中达成共识。”三水一位熟悉农村工作的官方人士向记者表示，单纯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和做强农村经济是两个概念。他解释说，“做强农村经济，不一定要以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这很容易出现集体经济对自治事务的‘绑架’，到时候可能也不得不走‘政经分离’的路子。”他表示，根据农村综合改革1+8系列文件，三水是鼓励发展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原来的集体经济则通过资产交易平台、e财通等平台规范交易，实现稳健增值，“这既给了农民自由组团的选择权，又不会把全体村民捆绑在集体经济，有效减少了农村经济活动与村民自治内容的重叠，规避政经不分的麻烦。”

实际上，这是理顺利益机制，避免日后基层农村治理因集体经济利益出现大的纷争，比如因外嫁女、农转非等相对特殊群体而产生的矛盾，“当然肯定还需要配套确权、股改等措施，这些也正在做。”

按照此思路，今后村小组一级的经济社，将成为稳定和保障三水村民基础性收益的主体，而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则将通过更为市场化的运作，成为村民收入“增量”的主要来源。

这将成为今后三水农村稳定的核心基础。梁炬坤告诉记者，富景社区下辖的多个村小组中，人年均分红高的约为2000元，低的则只有100元左右，目前该社区发展了11个种养专业合作社，今年计划在辖区内推开1个家庭农场试点和土地集约流转试点，多途径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基层服务：

从单向服务到多元共治

除了开会、“分钱”，基层农村最常见的事还有服务。实际上，服务也是基层农村治理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在夹杂着本地居民和异地务工人员的农村社区，服务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基层的活力与稳定。

基层服务：

从单向服务到多元共治

“村居委会的公共服务职能现在剥离出来了。”梁炬坤表示，目前各村（社区）设立了公共服务站，作为政府延伸到村（社区）的公共服务平台，承接原来由村（居）委会承担的行政服务功能。陆绍明也介绍说，富景社区公共服务站目前大约有30名工作人员，为社区1.1万余名户籍人口和2万多名外来人口提供服务。

“从基层组织架构上理顺运作机制，服务更便捷、也更有针对性。”三水区委社工部上述负责人说，设立公共服务站之后，自治组织得以回归自治服务，公共服务站则专注于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

但如果仅是剥离并强化公共服务，显然还不足以满足三水基层农村社区的需求。记者了解到，在三水63万的常住人口中，有20多万为外来人口，其中相当部分为产业工人，主要集中在工业园区及周边的农村社区居住，类似富景社区一般有近半甚至过半外来人口的农村社区，也并不在少数。

“现在社区里既有本地人，也有外来人员，他们之间既是邻里关系，也有经济关系，对服务的需求更是多元化，社区融合的难度也比较大。”梁炬坤正是基于社区这种人口众多、需求多样的特性，白坭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探索“家”式多元共治服务体系。

“我们有八大平台。”在富景社区居委会入口处，梁炬坤指着一幅社区融合示意图向记者介绍，八大平台包括流动党员之家、祠堂、学校、企业、社会组织、产业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村学校少年宫，其核心都指向“社区是我家”的服务理念。

其中，学校平台通过积分制入学，解决外来工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祠堂平台打破宗族地域界限，变身文化活动中心和社区学校，发挥活动纽带和社区教化等功能；而社会组织平台则吸引、发动更多社会资源力量参与社区治理、促进融合。

据了解，富景社区文体协会党支部就设在陈氏大宗祠内，该协会有400多名会员，运作非常活跃，经常会举办龙舟赛、篮球赛、做煎堆等草根型民俗活动，活动经费则来自会员会费和乡贤支持。陆绍明说，“因为陈氏大宗祠很活跃，一位离乡50多年的澳洲老板回乡寻根祭祖，就出资设立了助学扶贫基金，这让社区的文化认同感更强。”

数据也显示，白坭镇公办小学的就读学生中，有大约60%来自外来人员，他们享受和户籍人口一样的教育服务和经费支持；在社区医疗方面，只要外来人员购买了社保，都可在村（社区）卫生站享受和本地人一样的医保服务；同时，农村社区的所有服务平台，均向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同等开放。

“目前享受的公共服务都差不多，虽然外来人员和本地人有文化差异，但这几年的相处越来越融洽，两个群体之间也没有发生过大的矛盾。”富景社区相关负责人提及，社区内的出租屋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外来租客和屋主之间也经常有交流、互动，比如湖南人过完年回来往往还会带家乡腊肉送给屋主，但该负责人也坦承，两者除了租房外，其他经济和社会联系还是不多，“真正融合还需要更强的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也需要更多时间。”

■数说基层治理

农村基本情况

截至2013年，三水共有集体农用地34.02万亩，农村股份合作经济联社48个，股份合作经济社683个，村组集体资产22亿余元，村组两级集体经济可支配收入7.44亿元，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数23.3万人。其中，集体资产主要掌握在村小组一级，村委会一级呈现明显“资产空壳化”特征。

股份分红情况

三水目前农村股份分红最高为每人每年2.4万元，最低为每人每年100元，全区年人均分红1539元。

党建基本情况

三水目前共有党员27000多名，基层党组织1382个，其中党委68个、党总支部89个、党支部1225个；企业党组织302个、事业单位党组织110个、机关党组织411个，其他党组织559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