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社原代总编辑谢烽病逝

谢烽近照。袁动群摄

谢烽夫妇1961年的结婚照，太太林玉萍曾任广州日报副刊部副主任。 （受访者供图）

原标题：大气靖密谦谦厚德

广州日报原代总编辑谢烽因病辞世

投身报业半世纪笔耕不辍锐意改革

一周前，那道始终为新闻事业激动闪烁的目光，那颗舍弃海外富家归国赴战地记录历史的痴心，那副全力开创报业改革勇于战胜癌症的身躯，在亲身参与并见证了中国大半个世纪的新闻发展历程后，静静地离开了。

2014年6月16日下午5时58分，中共党员、广州日报社原代总编辑谢烽因病辞世，享年84岁。昨日上午，按照逝者生前意愿，极少数亲友与谢烽告别，没有音乐，只有语言朴素直白的悼联。

作为后辈，愿能在此记录永不停歇的新闻之路上，一位谦谦报人、痴痴记者的背影。

文/记者邱瑞贤、王丹阳

竞争没有停止。你先走一步后，如果别人也迈出同样的一步，你的优势就会丧失。

他每天都出动，不是跑出去采访就是到市委找线索。

退休后的谢烽碰到印务车间的工人，都能清晰地叫出名字。

有一次冒着枪林弹雨蹚水采访，为了拍照片，他差一点就被炸死。

活得快活，走得快脆。“ICU”按照谐音就是“哀痛+尸体+忧愁，我不要进”。

低调老总

“一个能改革进取，抓住时机的人”

“话少、谨慎、平实、尽责”是档案里对他的评语。谢烽退休时的职务是广州日报社代总编辑，低调的他是中国报业改革的亲身参与者。

时任广州日报副总编辑的黄景仁当时是谢烽的同僚，“1987年元旦，《广州日报》4版扩8版，是当时除《人民日报》外，全国第二家、地方第一家出8版的大型综合日报。1992年元旦，《广州日报》再扩到12版，成为神州大地第一家每日出版12个版的报纸，引发数十家报纸的扩版潮。”

1987年，当时政策上，除《人民日报》外，全国所有报纸都没有出过对开8版。当时的广州日报社编委会审时度势后决定：天天出对开8版。为了让扩版后的报纸好看，谢烽从全国各地乃至美国、澳大利亚物色特稿。

1987年，从戈壁实验基地到西昌人造卫星发射中心，从青藏高原到燕山脚下的原子城，都留下了广州日报特稿作者的身影。

“他是一个能改革进取，抓住时机的人。”黄景仁回忆起这段岁月时说。

当时负责经营的广州日报总经理古志英记得，在扩版4年后的1991年6月，听说广东两家省级报纸也准备扩到8版，时任代总编辑谢烽带领他和副总编辑黄景仁，专程到深圳特区报取经。“翌日在回广州的车上，我们3个都认为，应该从1992 年起天天出对开12 版。”

1992年元旦，按照原有计划，广州日报成为中国第一家出版12版的综合性日报。

这一举措引发了全国近百家报纸的扩版风潮，也为广州日报随后广告经营占据全国第一奠定了基础。

“竞争没有停止。你先走一步后，如果别人也迈出同样的一步，你的优势就会丧失；如果别人迈出两步，你就会处于劣势了。”这是谢烽自己在回忆时的感悟。

“大气靖密，谦谦厚德”，这是现任广州日报总编辑李婉芬眼中的谢烽。

“上世纪八十年代，广州日报率先自断皇粮自收自支、率先扩版、率先自办发行，招招都是大改革大创新，招招都领中国报业改革之先风，深受社会广泛肯定。谢老作为这个时期报社领导班子的重要成员之一，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谢老行事低调，极少在年轻人前提及昔日的辉煌。”谢烽退休后，李婉芬每年都去探望他，偶然提及往事，他都一概归功于其他领导。

勤奋记者

“醉心笔耕，走到哪记到哪”

“勤奋、走到哪记到哪……”这是和谢烽共过事的广州日报老同事心中的共同印象，做记者养成的习惯被谢烽一直保持着。

“精明干练又谦虚谨慎的新闻老前辈”，广州日报上世纪80年代非常活跃的记者吴文辉回忆道。

“一位坐不住的老总”，而在曾任广州日报科教部主任的黄昌前记忆中的谢烽，“每天都出动，不是跑出去采访就是到市委找线索。”除此之外，他还以“寸火”为笔名在广州日报上发表了大量评论。

广州日报现任珠三角副主任黄建华在1986年报到，是广州日报首次招聘的8名大学生之一，他记得的谢烽“采访特别认真，深入基层、生活简朴。”1988年改革开放十周年，时任副总编辑的谢烽带黄建华和另一位年轻记者到佛山南海采访，白天已经很累，晚上谢烽还要就思路和提纲与记者彻夜讨论，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

“那个年代，记者自带铁饭盒、筷子和水杯，吃饭时到采访单位的饭堂。”黄建华曾听一位通讯员私下说，谢烽到采访单位还要自带杯子，不给面子。“他们不知道，由于患有肝病，谢烽多年养成了到哪里都自带杯子的习惯，不给别人带来麻烦。”

广州日报是内地首家采访新加坡亚洲足球锦标赛决赛、世界杯和汉城奥运会的地方报纸。30多年过去了，广州日报首任体育部主任、曾任《足球报》总编辑、现年71岁的严俊君仍清晰记得，这些第一与当时谢烽的开明、锐意、创新有直接联系。

谢烽还不忘记者本色。严俊君说，1982年，他和谢烽去新加坡采访亚洲足球锦标赛。那是谢烽第一次出国，但他利用工作之余还跑去殡仪馆等地考察，回来写稿。

据谢烽自述，从21岁到北京中新社当编辑开始，到1996年退休，44年的新闻生涯中，全中国除了西藏地区，全世界除了南极洲和非洲，他的足迹一一走遍。

黄景仁回忆道，“退休后一同出去旅游，他连吃饭都不忘拿个小本子记，密密麻麻的。”

即便患癌后，这位老记者还是保持对新闻一如既往的热情与好奇心。在陕西、黄河流域，他自费贴钱写稿，考察炎黄子孙、女娲的由来；在福建、台湾，他撰写爱国系列散文。

谦谦君子

老报人儒雅担当乐观坚强

“谦虚得让人感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李婉芬还是一名刚入行的年轻记者，看到报社无论老少都喊“老谢”，谢烽总是慈眉善目地应答，她也怯怯地以“老谢”称呼，一叫便叫了二十多年。“直到几年前，意识到失敬，才改了口。”

这位典型的老报人，儒雅又担当，尤其爱护年轻人。1991年3月10日，我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梁毅文在广州病逝，李婉芬听到消息后，就马上到梁毅文生前工作的医院采访。但梁老还有另一个身份：广州市人大副主任，发稿按理是有严格规定的。写不写？谢烽想了一会儿说，“只写梁毅文救死扶伤、献身我国妇产科医学事业的故事。”

李婉芬记得那天晚上，她无可避免地成稿较晚，谢烽便一直等着，给她审稿。第二天，这篇通讯刊于广州日报的头版，率先报道了这位大医去世的消息，邓颖超很快给广州发来唁电。

谢烽1999年患肾癌，2006年复发，需手术，没有全麻，是比较痛的。事后他对赶去医院看望他的黄卓坚副总编辑等同事说：“感觉痛，我就唱歌，从幼儿园的歌一直唱到现在的，就忘记痛了。”说着竟然笑起来，坚强乐观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

“关心下属，乐于助人，他无论和谁都相处得很好。”黄景仁说。

退休后的谢烽碰到印务车间的工人，都能清晰地叫出名字。“他工作很忙，却特别关心编辑记者，听说哪位记者的家属找不到工作，他拿起电话就帮忙。”黄昌前说。

一生乐于助人的谢烽极重感恩，2011年10月底，他在越秀公园独自锻炼时忽然高血压发作，庆幸遇上一群好心人，不仅为他清理呕吐物，还帮忙联系车辆送往医院。他始终惦记着这些“救命恩人”，出院后特备礼物回公园“寻恩”，并邀请记者一同前往报道，传扬人间温情。

鲜为人知

曾是战地记者受到毛泽东接见

即便共事多年的报社同事，都很难把斯文报人谢烽与战地记者联系在一起。谢烽的太太林玉萍说，这是他一辈子低调、谨慎的性格使然。

1931年，谢烽出生在潮汕富裕的商人大家庭。6岁后，谢烽的母亲留在潮汕，他则随父亲到越南生活。在越南和香港，少年谢烽接受了法文、越南文、英文混合的中学教育，谢父在香港开有多处实业。

然而，受当时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姐姐和姐夫影响，1949年，18岁的谢烽毅然离家归国。随后两年，谢烽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联络司科员。

1952年，表现突出的谢烽调入中国新闻社担任侨务组编辑。三个月后因会讲潮汕话、闽南话，被派往新华社福建分社。

1954年9月，史称为“台海第一次危机”的第一次金门炮击开始，并持续了十多天。林玉萍说，1961年结婚后，谢烽曾提过其间当战地记者的经历。“有一次冒着枪林弹雨蹚水采访，为了拍照片，他差一点就被炸死。”由于深入现场独家采访，这一年年轻的他作为福建媒体界的唯一代表，获得“福建省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分子”的称号。“还在北京受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林玉萍说。

1956年，25岁的谢烽回北京参加新华社国内分社会议，同年7月在职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新闻专业。毕业后谢烽在新华社工作了10年，先后担任当时对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编辑和国内编辑，采写过内部稿件，直送中央政治局。

“经常阅读大量机密材料，采访过当时的副总理和部长，逐渐学会从正反两个方面观察问题以及分析一项新的政策贯彻后可能出现的问题。”谢烽回忆，十年新华社工作促使他形成准确、精炼、谨慎、一丝不苟的写作与观察方式。

1969年，谢烽和同为新华社同事的太太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一起被派往山西日报。1976年，他要求回老家广东，随后被调往广州日报社，以科员身份做一线记者到担任广州日报社副主任编辑、编委办主任、副总编辑、代总编辑。

媒体伉俪

的金婚岁月

与谢烽离去前一样，他的家里没有任何布置，只在巨幅全家福旁新添了一张彩色单人照。照片中，谢烽戴着眼镜，凭海临风，一副谦谦君子模样。

桌上是81岁太太特意买来的两束鲜花：一束红火的玫瑰与勿忘我，一束香槟玫瑰。“为什么一定要买白花呢？他一生豁达乐观，肯定更喜欢这种美丽。”

从1961年到2014年，谢烽和林玉萍俱为媒体人前辈，又是相偕大半个世纪的金婚夫妇。

1959年，两位年轻人在新华社的办公室相遇。那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她正埋头在办公桌上编稿，他安安静静地走过来，坐在桌子上，一句话也没说，看了一会，又安安静静地离开了。“我抬头看了一眼，他穿着中山装，戴一副眼镜，白白净净。心下一惊，好斯文的男人。”从此，林玉萍知道这个年轻的男人叫谢烽。

有一天，林玉萍在礼堂开大会，有人递张小纸条过来，纸条写着：请到门外，有人找。她出门，谢烽递来一把演出票，有交响乐，有话剧青春之歌，有红楼梦……正在迷林道静的她挑了一张。看剧时，她发现身边都是陌生人。看完，他正在等着。票很难买，每一场都要排很长的队，为了不让她觉得冒犯，他特意只买了一张票。

从北京到山西，又从山西到广州，两人始终对新闻事业全心投入，甚至把年幼的儿女寄养在上海的父母家。

在谢烽自己撰写的“抗癌文”里，毫不掩饰对妻子的深情：“开刀前，老伴在医院的‘生死契’上签字后，方寸已乱。车开走后，我差点掉泪。她在生活上总是依赖我，很难想象剩下一个人怎么过。想到这里，我下定决心，即使患癌症，也要战胜它。”

“他走的时候，脸上干干净净的，白白的。就像我第一次看到他时，那样的好看。”林玉萍深深敬佩经历了15年癌症折磨的丈夫，虽然病痛侵蚀，但走时特别安详。

在谢烽的家中，客厅里最抢眼的是一台珠江钢琴。这是70岁后的谢烽把从1992年开始发放的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一点点攒下来，送给太太的礼物，只因太太曾经说起，小时候曾经特别羡慕同学家有钢琴。

这些细节让我们明白，为何八旬老人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因为她心里镌满了穿透55年岁月的深刻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