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袖章职责调查：观察举报可疑分子 提供指路等便民服务

原标题：红色袖章的权柄与荣耀

红袖章的权柄和荣耀已然褪尽，在今天的反恐布局中，他们更多的是眼睛、耳朵和热心肠。

实习生/ 张梦圆

北京每天有85万平安志愿者走上街头，配合公安、武警等专业部门开展治安巡逻、隐患排查。这些戴着红袖章的治安志愿者和街头的修鞋匠、菜摊主一起织成了一张张无孔不入的防控网络。

红袖章们再次走上街头，用自己的肉眼从事着最原始的情报收集工作，及时上报涉恐涉暴的可疑人员。依附举国体制下的人民力量展现出了无穷的潜力，誓将恐怖分子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红袖章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俄国十月革命时期，工人和沙俄旧军队的士兵投身革命，为了区分敌我，用红袖章、领章来加以区分，他们被称为赤卫队，后来又逐步成为“苏联红军”。

中国工农红军在各种方面都大规模地学习苏俄，八一南昌起义时，为了和白军区分敌我，参战的红色军队采用了红领带这样的区分方式。不过领带这种昂贵的装备很快被红领巾所替代，在秋收起义时则广泛使用了红袖章。

1930年10月底，中央颁布《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具体规定了红军官兵们的服饰。其中便包括“臂章”一项：（袖标）为红布袖标，上边是横幅式的白字“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系起来”；下边是横幅式的白字佩戴者所在单位自军到所在级的番号；中间缀嵌镰刀锤子交叉图案的黄五星；五角星的右左两边分别是白字“中国”和“红军”。

在非正规军的地方武装当中，红袖章也是最简单的辨识标志，比如《洪湖赤卫队》里，赤卫队员们只佩戴红袖章，这种简单的装备适合在一个地区被红军攻克之后使用，只要给积极的群众下发袖章，他们就算是为革命工作了。在电影《闪闪的红星》当中，潘冬子在伙伴们的掌声中，戴上了儿童团长的红袖章。

和今天的年纪很大的治安志愿者类似，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儿童团并不是主要的战斗力量，但是除了送鸡毛信，还可以监视道路，发信号，查问试图混进解放区的陌生人，要对方拿出路条，做大部队的耳和目。

和苏联类似，在国家步入建设时期，红袖章就不再作为军队的辨识标志，甚至不再出现在军队的称呼当中，苏联领导人逐渐称呼红军为“苏联军队”而中国的革命军队则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红袖章在“文革”时期重新大规模复活，成为一种令人生畏的标志，1960年代的正规军并不再佩戴代表政治的红袖章，红卫兵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章，代表着自己激进的政治态度。

1966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红袖章，闻名全国。“我能亲手给他老人家戴上了红袖章，我感到无比的幸福，也感到十分惭愧，但我干革命的决心也因此更足了。”她在8月18日《光明日报》刊发的《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一文中说，响应毛泽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号召，改名“宋要武”。毛泽东曾连续8次检阅超过1000万红卫兵，他当时的装束便是一身绿军装，臂戴红卫兵红袖章。

红卫兵袖章随着政治运动的退热而消失，但胡同里的红袖章一直都在。这群由50岁以上、上不封顶的大爷大妈们组成的队伍听命于基层政府街道办和自治机构居委会。

1951年5月15日，毛泽东针对“镇反”作出批示：“全国各地，必须在此次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普遍地组织群众性的治安保卫委员会。”1952年6月27日，政务院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批准了《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治保会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起来。治保会从人民中选举历史清楚、作风正派、善于联系群众、热心治安保卫工作者，担任治保委员。

1954年12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城市居委会的名称和性质，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正式成立，取代了民国遗留的保甲制度。而居委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领导群众性治安保卫工作。

从此，红袖章拥有了自己的组织，成为维护社会治安的一支生力军，活跃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公检法被砸烂，红袖章俨然成为胡同里最大的管事机构。

邻居家吵架要管、有人欠缴卫生费要管、孩子上山下乡要管，就连谁家有海外亲戚归来，积极分子也会在门外站岗，一直蹲守到探访亲戚离开为止。有没有老大哥看着你不清楚，但“老大妈”确实在看着你。

当时的老人们往往有解放脚（包过小脚后又放开），“小脚侦缉队”成为被嘲讽的靶子。

1980年代，上山下乡的青年开始大批返城，许多人失业（当时称为待业），一系列影响恶劣的重大刑事案件频发，中央终于下决心进行“严打”，治保积极分子队伍也在此时壮大起来。

各地街道一度下发通知，要求各社区治保积极分子达到辖区总人口数的10%。人手不足的时候街道往往找片区内的单位借人，像《编辑部的故事》里，葛优饰演的李东宝就曾戴着红袖章执勤（维护交通秩序），在街头一朝权在手，这种业余选手往往出于好奇心，执法必严，特别有天赋的还真的进入了公安系统。比如曾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就是1984年从商业局调入公安局的。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公安部提出了“群防群治”的概念，要求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和专门机关指导下，群众自己组织起来，预防和治理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所在地区或单位的治安秩序。这背后是中国迅速工业化带来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1990年宋丹丹和黄宏的小品《超生游击队》的结尾，两人听闻“小脚侦缉队上来了”，“他爹，撤！”“你先撤，我掩护！就是这段时间基层群众执法者的工作重点——红袖章们的绩效改为落实计划生育政策、防止年轻人败坏社会风气、监督举报超生人员、无证养狗和邪教人员等。

谈恋爱的男女也得小心翼翼，以防被红袖章抓个正着。他们可能会被扭送单位、送派出所参加学习班，赶上严打时期可能还会有更大的罪过。红袖章的这种功能在小范围内延续到21世纪，有些校风苛刻的大学会组织学生戴红袖章在校园内抓情侣，被抓的受处分，抓人的则可以替代选修课或者劳动的学分。

红袖章大妈们在1980年代一度上街剪掉时髦小青年身上的喇叭裤。当时有一首叫《艳粉街》的歌调侃道：“有一天一个长头发的大哥哥在艳粉街中走过，他的喇叭裤时髦又特别，他因此惹上了祸，被街道的大妈押送他游街。”

红袖章并不讨人喜欢，但在城市当中确实有一定的效果，美国的城市规划学者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到：城市街道要想在陌生人较多的地方确保安全，必须要有一些常居者的眼睛盯着街道，人行道上还总要有行人。

在没有大规模摄像头分布的时代，人的眼睛是最好的记录者，即使在今天城市中布满了监控，人眼也是必要的补充，人可以对当时发生的侵害行为大声报警，而监控只能在事后寻找嫌疑人。

据统计，1953年，北京人口200余万，戴红袖章的治保积极分子5万余人；而2013年，北京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实名注册的“红袖章”治安志愿者突破80万。

治安志愿者们过去常常被称为“街道大妈”，但其实街道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逐步实现了编制化，更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在街道或者居委会中承担工作，越来越多的工作会采用电脑。没有编制的大妈们不再负责办公，仅仅在重点时期负担治安任务。

大多数时候没有报酬，偶尔会有一些礼物或者补贴。志愿者们凭借着一腔热情，无私服务于重要事件。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大批身穿燕京啤酒T恤和蓝色志愿者T恤的大妈们承担了一些治安任务，同时他们在不执勤的时候还被接去观看一些没有太多观众的小项目比赛，以免看台太空。

据新华社报道，2008年奥运会中年龄最大的志愿者103岁，拥有30年的社区安保巡逻志愿者经历，但这么多年没逮到一个“坏人”。

由于红袖章往往由年长者佩戴，在打击坏人的同时，还被认为有一定的教育功能。

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爷爷”傅明老人曾经语重心长地批评街道于大妈：“就你们街道那帮老太太，那都多大岁数了？平均年龄76。就这么大的岁数，那还能抓住坏人吗？她们能抓住的坏人，那坏人得多大岁数啊，那么大岁数的坏人，还能改造得好吗？就算改造好了那还有什么用处呢？”

这种教育功能有的时候会让红袖章本身感到困惑。有些地方曾让违反交通规则者在违规现场戴上红袖章，寻找下一个违规者。在批评和劝导下一位违规者的过程中，他们完成了彻底的“自我教育”。但一些红袖章志愿者对这样的做法很不满意，认为这是对红袖章的一种不敬。

大多数年长的“红袖章”都无力单独应付基层的一切事情了。城市正在发生改变。更规范专业的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站慢慢建立起来。红袖章的身份也从“邻里监督者”向“城市服务者”过渡。

除了对可疑分子的观察和举报，红袖章们如今主要提供指路等便民服务，在一些手机地图也会感到困惑的地形复杂地区，他们仍然发挥着光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