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谦太多文化创意项目

原标题：姚谦太多文化创意项目

姚谦，著名词作家、音乐制作人。1960年出生于台湾，祖籍浙江。早年毕业于昆山科技大学。上世纪80年代以歌曲《鲁冰花》闻名音乐界。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实习生 何彦禧 李嘉楠

相比林夕、黄伟文、方文山这些香港乐坛填词人，台湾乐坛填词人姚谦似乎不那么为人所知。可是，提起他写过的那些歌，你一定不陌生。《鲁冰花》、《我愿意》、《味道》、《最熟悉的陌生人》……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都出自这位台湾词人之手。

姚谦不仅写词，还爱阅读、爱旅行、爱收藏。他藏有300多件艺术品，对艺术市场有一套独特的看法。“千万不要为了投资而收藏，你越是不盘算利益，反而越有意外收获的可能。”

今年54岁的姚谦，已经不再像年轻时那样频繁地创作歌词，他将重心放在了专栏写作上，每个月要写10篇左右的千字文。近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姚谦的首部人物随笔集《相遇而已》，姚谦也来到广州和羊城读者见面。

借此机会，羊城晚报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跨越阶级和界别

反而有最大收获

1980年代，姚谦以一曲《鲁冰花》闻名音乐界，站在今天回顾往事，他认为作品被记住是“天时地利人和”，是大家共同合作的结果。他说，“歌词写完了，它就不再是自己的东西，它是大众的，有自己生命力。现在听到，会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这真的是我写的吗？”

“出道”二十多年，姚谦打造了许多乐坛巨星，李玟、萧亚轩、刘若英、赵薇……他敏锐的音乐嗅觉和品位，将多位歌手推上了乐坛高峰，也获得了“最懂女人心”的词人称谓。他说自己也很难追究歌词究竟是怎样写出来的，但自己非常注重和艺人之间的沟通。在他眼里，袁泉是严肃认真的思考者，她的表演分量很重；而刘若英则是敏感而不羁的女生，内里有一股男孩气；赵薇身上有着近乎哲学家的气质；而李心洁则是一名有灵气的艺术家，她永远举重若轻。姚谦将与人相处的点滴用笔记录下来，写成专栏文章，最后形成了这本人物随笔集《相遇而已》。“人的一生会遇上很多人，如果一直用既有的刻板价值观和审美观去判断，也许你会错过上天要通过这个人所带给你的收获”。

不但与人交往如此，音乐创作也一样。在姚谦看来，人们习惯将流行音乐视为娱乐，而又把娱乐当作是文化产业中最低端的部分。这种情形尽管今天已经有了改观，但仍然能感到明显的差异。“人有阶级，精神世界也分阶级，在出版界更为明显。可是，其实有没有必要做这样的阶级区隔呢？我一口答应为凤凰传奇写歌，也是在检验自己。大家认为凤凰传奇是草根的，而姚谦的歌词是文艺的，可为什么一定要形成这样泾渭分明的阶级呢？事实上，当我跨越阶级、跨越界别的时候，反而能有最大的收获。我们经常被偏见所左右，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自认为理性客观，其实也还是有着非常大的认知偏见。”

姚谦问，为什么大家总会认为流行音乐就等同于肤浅、廉价或速食呢？有没有可能存在又有娱乐性，又耐人寻味，又被人记住的歌？他说，接下来要尝试做“侗族大歌”，为一部以侗族为背景的电影做配乐，目前仍在采集材料的阶段。“年纪大了，现在写歌词，一定要有些诱因我才会做。”“年轻的时候觉得写歌是一件非常理想的事，渴望被人听见，可是真的到了大家都知道你的地步，你要写的全都变成了命题作文。”

先拿钱再创作

方式有问题

小时候，姚谦住在台湾的眷村，如今，他有一半时间住在北京。他回忆2003年刚决定每月在北京住上一周时的感受，“当时感觉北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大眷村，住在胡同里的老太太说话很有趣，外来的湖南人真的每道菜都要放辣椒。我一下子就感觉童年的记忆又活了，才知道，那不只是我的童年记忆，它的背后是一群人长长的历史。”

作为最早进军大陆的台湾文艺界人士，姚谦对两地的文化创意产业有自己的一套观察。他并不认为大陆的年轻人不爱读书，“我感觉大陆的阅读气氛是越来越好的，相比之下，台湾越来越差，阅读变成是少数派的事。我在北京经常看到很多年轻人在书店看书，但台湾读书的人非常少，出版一本书，一般只能卖3000册。大家都在看类似《康熙来了》这样的低龄娱乐节目。”

在他看来，大陆也有越来越多类似的综艺节目，但这并不掩盖仍然还有很多文艺阅读者。“在台湾，很少会有作者进高校、书店办活动，每次做都有徒劳之感，因为可能就来十个人、三个人，而整个活动需要主办方做很多准备。但在大陆完全不一样，每次活动你都能看到有那么多年轻人，他们会拿自己的困惑和你交流。”

但是，姚谦也说，这些年大陆的文化创意产业和台湾一样面临着同质化的问题。“最初到北京时，感觉大家各有特色，无论是诗歌、音乐、话剧还是电影，样态丰富多彩，但这些年下来，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你看不出它们其中的差别，复制取代了其中的差异。”

他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政府开始打造文化产业的概念，不停地设立补助基金。姚谦以台湾做例子，1990年代，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开始兴起，一路走到高峰，再下滑，直至今天跌到谷底。“这十年来，太多的文化创意项目是为了拿基金。文化在商业落实上有很长的路要走，并不是那么快就能兑现看到成果的，而拿基金是最快的手段。现在大陆也一样，政府想要打造文化项目，给予资金补助，大家都在抢这笔钱。为了钱而搞的文化创作，能有怎样的成果呢？台湾就有血淋淋的失败案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的文化补助成就了杨德昌这样一批文化人，当时的补助方式是在项目结束后，政府给以部分补贴，或者是项目进行到一半时，政府进行审核，再给予一定的资助，以免资金周转过于紧张。而在今天，创作补助完全换了方式，“你想个提案出来，政府通过了就给你钱。这种‘先埋单’的创作会带来很多问题。饥渴中的创作往往会打动人和吸引人，而先拿钱再创作的方式，很有可能只有创作的名义，其实在做别的事。”

何晶、何彦禧、李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