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承担医疗风险”为何成为流行思维

原标题：“不愿承担医疗风险”为何成为流行思维

□吴 帅

5月20日3时许，苦寻带呼吸机的救护车6小时无果，洛阳滑县读者向媒体求助。5月27日19时26分，寻找救护车送子转院无果，宜阳读者向记者求助。有患者家属倾诉了寻求救助时的尴尬和无奈，“跨区域转运的病人基本为危重病人，长时间寻找救护车，其实是在消耗宝贵的抢救时间……”(5月29日《大河报》)

“真不敢相信，这么大的洛阳找不出来一辆救护车？”着急中的患者家属显得很无奈。没有这种极端案例的出现，一车难求的窘况可能还不为人们所知。庆幸的是，聪明的患者找到了媒体，借助于媒体这个公共平台，才曲折地找到了这种急需的医疗转运资源。

一个城市为何找不出一辆可用的救护车？恐怕还是一个医疗风险问题。

有医院主观方面的原因。转运这样的危重儿科患者，属于高风险作业，一旦转院路途中发生难测的意外事故，很容易产生医患纠纷。在医患关系紧张的今天，很多医院普遍有一种自保的心理，不愿意去接受高风险的患者病例。尤其是在中小级别的医院，这种现象更为突出。

有客观方面的原因，正如当地120急救指挥中心某负责人提出的观点：“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没有明文规定哪些医院需要承担跨区域转运的责任。”还有法律条文本身的限制，“不仅是没有车，即使有救护车，根据属地化管理，车也不能送到郑州。”

时常被忽略的一个事实是，“不愿承担医疗风险”的成本高得惊人。轻则是过度检查和大包围用药，在“过度”的思维主导下，医生把所有能够做的事情都都完了，只考虑患者眼前的利益——— 千万别在我手上出事。重则是想方设法不与高风险的病例打交道，不过我手，做“太平”医院或者是“太平”医生。从重症患者找不到转运的救护车，再到艾滋病人找不到愿意接诊的医院，最后到高风险的孕妇被多所医院找理由拒诊。在背后，都是这种极端思维的映射。

不愿承担医疗风险，不仅仅意味着就医的贵与难，伴随而来的还有看病风险的增高。医生不愿意做高风险有难度的尝试，很多时候，甚至是某些病人的一场灾难。这种“不幸”有时甚至是可笑的：找不到急救车；没有某种专门的急救设备；专门的医生周末休息了……

“不愿承担风险”是一种双向关系糟糕的产物，证明了两个群体彼此缺乏足够的信任，规则失灵缺乏信仰，缺乏相互的理解和尊重。当然，我很不赞成用道德滑坡这种大路货的理由来解释。社会的进步是历史的规律，文明只会增加和前进，不太可能开倒车。人类道德的进步是一种总的趋势。关系变得糟糕，很可能与道德无关，而与利益分配机制不适应社会变化有关。

在对医疗风险的管理上，管理者们还热衷于用道德惩罚式的手段来进行，法律法规长年滞后，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很多管理规则的漏洞和缺陷，往往被演绎成个体的道德问题。纠结于个体的眼前得失，息事宁人成为最普遍的心态。在这种斗争思维下，再加上彰显公平和正义的规则契约未入人心，“不愿承担医疗风险”才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思维。

更要命的是，“不愿承担医疗风险”的成本高得惊人，这一点还时常被忽略。在你自己居住的这座城市，会不会出现一样的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