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长街 昔日寺庙典故多

原标题：北长街 昔日寺庙典故多

冯舫女 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档案中的街巷胡同

5月15日本版介绍了南北长街的历史沿革，本期对北长街的风物再做进一步介绍。

北长街作为地名比南长街早。南长街民国初年还叫南池子。现在南北长街大道通畅也是后来不断扩建的结果。上世纪六十年代，福祐寺、庆丰司、关家胡同等都并入北长街。南北长街西侧大部分胡同彼此不通，穿行时常常不得不原路返回。东边则是织女桥东河沿和筒子河，也需要绕行。

北长街现有福佑寺、万寿兴隆寺、昭显庙和静默寺等遗址。静默寺在北长街路西，原是明朝关帝庙，始建于明崇祯元年（1628年），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重修，敕名静默寺。

雍正笃信佛教，自认佛性很深，曾自吹与大臣谈佛，“略经朕之提示，遂得如许人一时大彻。”还写有《御选语录》等十来部论著。他认为佛教经典错讹很多，为“别异归同，简讹从正”，1733年敕令雕印《大藏经》，由和硕庄亲王允禄（雍正弟）、和硕和亲王弘昼（乾隆弟）主持，并分臣僚和僧侣两组，静默寺住持海宽就是僧侣组主持之一。雍正十三年（1735年）二月正式开雕，乾隆三年（1738年）底完成，俗称《龙藏》，是中国唯一现存经版的藏经。另据《1928年北平特别市寺庙登记》载：“本庙面积约四亩，房屋七十八间……藏经残部七百余套，另有石碑两座，梧桐树两株。”由此看来，当时静默寺规格和规模都不算小。

女一中：老校友喜称

“北京第一好中学”

地点：会计司胡同

北长街有一所161中学，前身即北京女一中，创建于1913 年，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校。辛亥革命后，京师学务局创建京师公立第一女子中学，1931年改名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1952年改名北京第一女子中学。1972年改现名，1986年陈云题写校名。老校友喜欢将“北京第一女子中学”中“女子”合成“好”字，称“北京第一好中学”表达自己的自豪感。

161中学经过几次发展。北平和平解放后，四存中学女部并入。2000年与30中合并，成立初中部。2004年，将原来在6中和28中基础上合并的长安中学并入。学校现有北、中、南三个校区。南校区在前门西大街，中校区在大宴乐胡同，北校区在会计司胡同。合并的这几所学校也都有着辉煌历史。30中由原来的齐鲁学堂发展而来，6中首任校长是蔡元培先生，28中由北京艺文学校发展而来，教育家高仁山先生为首任校长，北京市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法学泰斗江平都曾就读此校。

北校区的161中学是当年女一中的大本营，成立时校址在宣武门内鲍家街第六高小旧址。1926年，经在该校任教的李大钊争取，从北洋军阀手中争得原清内务府会计司南花园旧址（现北长街113号）作校址。女一中作为女权运动产物，得风气之先，不仅成立初就受到李大钊等的关注，一批进步青年还先后到该校任教和任职，其中就有李大钊的五位学生——被誉为五四“四公子”的程俊英、黄庐隐，曾与蔡元培一起创办世界学校的陶玄，被誉为“民国四大才女”的石评梅，以及爱国民主人士孙祥偈（孙荪荃）。石评梅还曾撰文描写过在女一中工作的情况。1928 年初，她兼任女一中教员，住该校教师宿舍，业余帮女一中校长黄庐隐编辑《女一中季刊》。6月3日，她在离开女一中的前一夜，写下《花神殿的一夜》（该殿是会计司南花园遗留的建筑，昔日祭拜花神之处），文中“顺着花畦，绕过了竹篱，由一个小月亮门来，到了花神殿前。巍然庄严的大殿，荫深如云的古松，屹立的大理石日晷，和那风风雨雨剥蚀已久的铁香炉，都在淡淡月光下笼罩着”描绘了校园的静谧和美丽； 但“我常想到海角天涯去，寻访古刹松林，清泉幽岩，和些渔父牧童谈谈心”和“风中柳絮水中萍，飘泊两无情”等文字，又揭示了内心的苦痛。然而终于她振作了起来，“人生如果真是这样幻变不测的活动着，有时也觉有趣呢……走吧！留恋的地方固多，然留恋又何能禁止人生活动的进展呢！”遗憾的是，她由于之前过度的悲伤，健康严重受损，几个月后因病不治而逝。

孙荪荃曾任女一中校长，其间，因积极支持抗日救国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免掉校长职位，改教语文和历史。因她有学问，威望仍然很高。1935年下半年，孙荪荃在学校公开讲授李大钊的生平、《纵与横》、《唯物史观》等内容，还向同学们宣传说：女一中在北长街的校址就是李大钊努力争取的；创办女一中就是为了争女权，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她还明确提到1935年8月1日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说“共产党要和我们合作了”。

女一中还积极参加和组织各种进步学生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1919年，女一中学生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为表达抗日救亡图存的决心，学校组织“南下请愿团”；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策源地就在女一中，其中许多人如郭明秋等后来还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

福佑寺：康熙皇帝避痘处

地点：北长街北口路东

在北长街北口路东，有一座赫赫有名的寺庙，那就是福佑寺。南北长街上有两座寺庙是在清朝入关后建立的，一座是昭显庙，一座就是福佑寺。但昭显庙建于雍正年间，这座庙在入关初就建立了，是爱新觉罗·福临建立的。福临就是顺治，清朝唯一公开皈依佛门的皇帝。记得以前很喜欢凌力的历史小说，对她的《少年天子》更是推崇备至，其中一句“一口气不来，到何处安身立命？”至今记忆尤深，当时年少春衫薄，为之还怆然涕下。感觉董鄂妃问少年顺治的此话甚好，顺治“去山水间”的回答也妙，浪漫又多情。后来顺治因感情不顺皈依佛门，并在政治多舛和感情挫折中备受折磨，活了不到24岁。福佑寺就是他在这种苦闷的精神状态下建立的。

福佑寺虽然没福佑顺治，但却福佑了儿子玄烨，即康熙皇帝。满清入关初期，北京天花肆虐，幼年康熙也不幸患了天花。天花俗称“痘疮”，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当时被视为不治之症，爱新觉罗家族很多人死于天花，八王阿济格的两位福晋就患了天花，十王多铎还因患天花而逝。天花传染又不治，康熙年幼抵抗力又弱，不得已抱出紫禁城，由乳母抚养于西华门外的一座宅邸（即后来的福佑寺）。

康熙当时处境由其乳母身份就可知。其乳母即曹玺之妻孙氏。这个曹玺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曾祖父，两岁时随爷爷和父亲被攻占沈阳的努尔哈赤俘虏，成为皇太极府上包衣。曹玺原名曹尔玉，只是康熙将“尔玉”连写了。当时是竖排，“尔玉”连写，上下结构就成了“玺”字。

包衣是满语，即通常所说的家奴。家奴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幼年康熙在孙氏悉心照料下，竟然康复，虽然留下了“痘”记——麻子，但得以重回紫禁城。这段经历，康熙到老记忆深刻，《圣祖廷训格言》载：“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

玄烨由得天花而出宫避痘，病好后因祸得福，并终获帝位。原来，顺治因年轻，对继位者并无心理准备，一病不起时才考虑这个问题。不过他一直希望次子福全即位，但其母孝庄皇太后却倾向三子玄烨。僵持不下时想到了一个共同信任的人，即汤若望。汤若望虽为传教士，但博学多才，知天花利害。天花有一个特点，就是患病痊愈后将终身对天花免疫。因为当时京城天花严重，福全又没有得过天花，汤若望就建议，为避免福全即位后可能得天花而夭折的严重后果，还是让玄烨即位合适。这样经权衡，八岁的玄烨最终即位。

可怕的天花引起了即位后康熙的重视。他在太医院下设痘诊科；在京设“查痘章京”，负责八旗防痘；还推广了一个种痘方子，很有成效。康熙为此很得意，曾对王公大臣说：“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子，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

福佑寺不仅是康熙的福地，也是曹氏家族的福地。曹玺之妻孙氏，因为是康熙乳母这层关系，后被封为一品夫人，曹氏一家因此一步登天，实现了从奴仆到高官的速变。据《解春集文钞》记载：“康熙己卯夏四月，皇帝南巡回驭，止跸于江宁织造臣曹寅之府。寅绍父官，实维亲臣、世臣，故奉其寿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赏赉甚厚。”皇上都认了亲了，可见曹氏家族的显赫。当然了，这种突变，在社会未经大变革的前提下，必然得不到真正出身高贵的王公贵臣认同；再加上政治上的不成熟，曹氏家族很快在雍正年代走向衰落，以致后来曹雪芹写就了一部不朽名著——《红楼梦》。

万寿兴隆寺

清朝太监养老院

地点：北长街北口路西

在北长街路西、福佑寺的斜对过，有一座寺庙，就是万寿兴隆寺。这里在明朝时是兵仗局的佛堂，是供奉兵器的地方。清康熙二十年和二十八年两次重修，三十九年（1700年）敕改万寿兴隆寺。

《宸垣识略》记载：万寿兴隆寺在西华门外北长街路西，即明兵仗局也。佛堂前有明米汉雯重修碑。康熙三十九年敕改，有圣祖御书额。当时的寺院规模很大，跨越很多胡同：西至中南海，北至庆丰司，南邻后宅胡同，有房200多间，内有东向殿二进，南向殿四进，各殿均有配殿。该寺山门保存完好，上书“万古长春”四个大字，现为居民大院。

说起万寿兴隆寺，就要谈到太监养老问题了。实际上，内府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对太监宫女的管理有一套严密完善的制度。

太监作为一种现象，是酷刑和专制主义的产物，最早源于古代酷刑，即宫刑。它既反映了专制社会的惨无人道，也见证了专制社会的奢侈堕落，是古代帝王“家天下”的荒淫发展，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允许其他家族染指和分享其权力，在封建社会体现得尤为明显。但太监并不是中国特产，古埃及、希腊、罗马、印度、巴比伦等曾经都有太监。只是中国的太监制度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最恶劣。

据考证，有书记载的中国最早一位太监是周朝的孟子。这里所说的孟子，不是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而是《诗经》作者之一。《诗经·小雅》中有首诗叫《巷伯》，作者就是这个太监，当时称“寺人”。因为寺人出家了，六根清净了，自然无欲无求。这人本来是士人，因受诽谤而处了宫刑。《巷伯》就是讽刺那个“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的怨愤之作，诗最后四句“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就是表明身份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太监叫吴腾宇。太监现象在明朝发展到极致，一度号称十万太监，使得太监俨然成了一种行业。但大多数太监都是被迫的，也有极少数利令智昏者将其作为攫取权财的手段。由于太监现象的普遍，京城竟出现了以阉割太监为业的人，即“刀子匠”。他们住在离皇城不远的周边地区，便于向宫廷输送太监。清末有两个所谓因手法麻利、经验老到、手术死亡率低而最为清廷认可的大户，一个就是住在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五”，再一个就是住在地安门方砖厂胡同的“小刀刘”。他们每季度给内务府送去40名太监，一年四个季度就是160名。

太监作为特殊的群体，除极少数恃宠得势外，大多数命运悲惨。由于内心苦闷，他们大多信奉佛教。特别是年老体衰不能干活后，很多人因自幼进宫无家可归，无儿无女，只好集中在万寿兴隆寺居住。清朝为出宫太监设立的“养老义会”就在万寿兴隆寺。由于太监在宫里全靠当奴隶过生活，无一技之长，一旦无所用时，便被赶出宫门。这样，他们在年富力强时，就不得不为自己晚年准备，或者用平生积蓄买地，捐给寺庙；或捐钱建寺，出宫后到寺庙里安身。“养老义会”便是这样的小团体，用作互相帮助的机构。

本版文/冯舫女 本版摄影/倪爱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