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松：今天的画家要走出古人的圈套

原标题：刘国松：今天的画家要走出古人的圈套

刘国松，蒙蒙小雪

刘国松，寒风吹起

刘国松：

今天的画家

要走出古人的圈套

5月15日，82岁的台湾水墨画家刘国松及其近作现身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在新水墨正当红的今天，引人瞩目。刘国松所倡导的现代水墨运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延续至今。在台湾，他被誉为现代水墨画之父；在中国大陆，他则被誉为现代中国画的先驱。

在首场“艺术家讲座”上，刘国松回顾个人与艺术创作的经历与关联，再度阐发他多年来对水墨革新的看法和疑古精神：“我今天依然想呼吁文人画画家，要能走出古人的圈套。因为我认为，绘画有了新的技法才有新的形式、风格，然后才有新的内容。”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被认为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刘国松14岁开始学传统国画，后受西洋现代艺术的吸引，在台湾创立“五月画会”，掀起了现代艺术运动。1960年，时年28岁的刘国松，又深感一味追随模仿西洋现代艺术流行模式的不当，重拾东方画系的水墨媒材，从事水墨画的革新，倡导中国画的现代化。

刘国松的创作具有时代意义，他的艺术思想与理论一度推动中国画的多元发展。1961年，刘国松先后在香港《星岛日报》、台湾《联合报》发表文章，提出“革中锋的命”“革笔的命”。

“自元朝以后，外行人领导内行人。一些文人提出‘书画同源’，是因为他们不会画画。他们白天批公文写文章、晚上用批公文的毛笔作画。而由于他们不会画画，就只好模仿古人。同时，他们把以画画为职业的专业人士视作匠人，并把自己作为有内容有思想的画家。由此他们写出一些理论，为自己模仿古画的不足打圆场。”

“元代以前，中国画有众多技法和流派，路很宽，但后来却钻到牛角尖里去了。这就是因为文人画用写字的方法来画画造成的。因为写字用中锋，所以画画也须用中锋，甚至有人提出不用中锋就画不出好画。随着这种观念的影响日渐，中国画的技法出现了一家独大。所以，我才提出革中锋的命、革笔的命。”刘国松解释道。

此番观点在文化界掀起轩然大波。“那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四面楚歌。”刘国松回忆道，在白色恐怖时期的台湾，他甚至被认为思想有问题，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但其中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他一位从事建筑设计的好朋友也写文章，从建筑的立场上反驳他。“他说，中国绘画中的笔和墨，犹如建筑的栋和梁，没有栋和梁，建筑不是建筑，绘画不是绘画。我当时没有回应，因为我自信自己走在时代的前面。”

多年后，刘国松才借世界各地巨蛋穹顶式的体育馆，对他的好友解释自己的观点：“你们建筑师为了拓宽体育馆的空间，想尽办法，将阻隔空间的柱子和梁去除掉，而我当年就是看到中国画的领域太窄了，同样想把绘画的空间拓宽，希望把过去有上万支笔画了上千年的中国画革新。”

引领东方画系水墨革新风潮

刘国松的水墨试验不仅建立起台湾本土绘画的新风貌，更影响了东亚儒家文化共同体东方画系的发展。1970年，正当刘国松在台湾领导的现代水墨画运动，吕寿琨及“元道画会”的成员亦在香港提倡新派国画创作。他们联手在台湾与香港举行了“中国水墨画大展”，促进现代水墨画的发展。

1971年，刘国松应聘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后，更把现代水墨画的运动在香港进一步推展开来。他在中大艺术系开设了全世界第一门现代水墨画的课程，并于校外开办现代水墨画文凭课程，培植了不少香港的年轻画家。他们于1976年成立的“香港现代水墨画协会”，日后成为了香港画坛的中坚分子。

刘国松与大陆艺术界结缘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1981年，正值中国大陆思想解放之初，刘国松以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教师身份，受邀参加以李可染任院长的中国画研究院成立仪式，并展出两张个人画作。1983年，刘国松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后在南京、广州、武汉等全国十八个城市举行巡展。次年，刘国松与李可染同时获得第六届全国美展特别奖，受到中国大陆美术界的肯定。

由此，在刘国松影响或启发下，中国大陆在八十年代掀起一股现代水墨实验风潮。时至九十年代，随着“重新发现传统”的思潮蔓延，大陆艺术界将现代水墨的试验视作“对伟大传统的戕害”，实验水墨的创作者从主流认识以及市场上遭到边缘化。

近年，随着艺术观念多元化，历史的钟摆再度转向水墨革新。无论在学术界还是艺术市场上，水墨革新俨然成为“新”的话题，华人艺术圈更是几乎无人不水墨。而刘国松当年的同道中人、香港现代水墨之父吕寿琨的画作，也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