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惠芬落入凡间的乐仙

原标题：闵惠芬落入凡间的乐仙

闵惠芬与叶永烈

闵惠芬，国家一级演员，著名二胡演奏家。1945年11月出生于江苏宜兴，1969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先后在中国艺术团、上海乐团、上海艺术团、上海民族乐团担任二胡独奏演员，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2014年5月12日上午，闵惠芬在上海仁济医院病逝，享年69岁。

她就是她，遗世独立

◎王海 （媒体人）

闵惠芬是幸运的，她成长于一个民众真正热爱民乐，而不是靠商业手段包装出“大师”、“明星”的年代。她的真正价值，将在某一天她不再操琴时，被恍然大悟的人们认知。她就是她，遗世独立的，不是某某某第二；今后也不会有其他什么人衬得起“闵惠芬第二”。很多应该可以承前启后的事情，被我们做成了空前绝后。闵大师去世的消息传来，我试探地问了办公室几位90后同事，不出所料，无一人知道她是谁，她做过什么。

闵惠芬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自有方家论说。然而她的创新探索精神，却是普通人通过“耳食”即可消受。

据报载，1975年，闵惠芬接到上级的通知，要在北京用二胡模仿多位京剧名家的唱腔，录制传统京剧唱腔音乐。后来她才知道，当时毛主席眼睛患有白内障、行动不便，录制“京剧唱段”是为了丰富他的文娱生活。在京胡泰斗李慕良先生的指导下，闵惠芬一共录制了8段不同派别的老生经典唱腔。20多年后，闵惠芬从《文汇报》上得知，“各位音乐演奏家的录音带、录像带中，毛主席最喜欢闵惠芬演奏的《卧龙吊孝》、《逍遥津》、《哭灵牌》……”

这次“特殊任务”同时为闵惠芬的“器乐声腔化”探索提供了契机。1977年元旦，闵惠芬出演了自己编曲的《洪湖主题随想曲》。后来，她改编了古代琴歌《阳关三叠》、越剧徐玉兰唱腔《红楼梦》选段“宝玉哭灵”、台湾民谣《草螟弄鸡公》等，并约请作曲家根据她的构想创作新编了多首用戏曲经典唱段编成二胡曲来演奏，有顾冠仁编配的昆曲音乐《游园》、沪剧音乐《绣荷包》及房晓敏编配的红线女粤曲《昭君出塞》、大型二胡协奏曲《夜深沉》（刘念劬曲）、《川江》（杨宝智曲）等十多首。它们都是根据传统音乐、传统歌剧、传统戏剧唱腔而改编的二胡曲目，可听性强，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

“民乐要在普通民众里寻找知音。”闵惠芬将自己的音乐理念化为了每年海内外风尘仆仆的行程。在发病入院的前半年，她依然一如往常地奔波在路上，为传播中国音乐身体力行。

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前年，她从一辆从外地演出送她回来的别克商务车上下来。还是那样标志性的发髻，那样微微佝偻的背影，不过看得出身手略略有些迟钝。

闵大师爱猫，十多年前收养过一只流浪猫。在闵大师夫妻俩的照顾下，白猫过起了优裕无比的幸福生活。每当家中来客，大师总是率先隆重推出她家那只“傲娇无比”的肥猫：“她很骄傲，说不见人就不见！”这只白猫于是很神奇地活在了闵大师的“口头语言”中，很多客人缘悭一面，从未邂逅。

去年，白猫天寿已近，宣告不治。闵大师夫妻极为伤心，直到友人又送来一猫，心情方稍稍回复。

今年2月13日，闵大师因突发脑溢血住院治疗。作为小字辈的友人，我曾去守过两次夜。ICU进不去，我始终没能再见闵大师，只能在病房外的一间小屋内守到天明。

ICU的呼叫铃声几分钟响一次，清冷的夜晚，门碰开又合拢。空调有些燥热，我靠在小屋内的躺椅上，难以入眠。蒙眬的影像中，出现了奔腾的马匹。哦，赛马，几乎每次闵老师出场的压轴。演奏前，她总会起立，昂首，提高声响说一句：“让我们祝愿，万马奔腾奔向美好未来！”

我还是坚持我年轻时的“臆想”——她本来就属于另外一个时空，因缘际会，被我等所见所识。今天，她不过是归位，回家。

和她那位仅仅只在人间留下一段钢丝录音的前辈阿炳相比，闵惠芬无疑是幸运的，她留存在唱碟或者数字音轨里的音符，将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代代相传下去。她的音乐价值，不在于未来在音乐史上的评价如何，也无关同行间的致敬抑或缅怀，而是她的音符能打动与她在心灵的某个转角触碰出火花的普通人。

为音乐而生的琴痴

◎madongshe

“献上二人台名曲一首：过吧大年 头一天，我和我的兄弟来拜年……”这是闵惠芬春节给我发来的短信，字里行间充满了乐观、激越和热爱生活的情绪，没有丝毫要辞别这个世界的意思。

可现实是无情的，刚过68岁，她就走了，她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大量的美妙、动人的乐曲，让人们世世代代感激、怀念这位世界最著名的弦乐大师、中国二胡皇后。

我女儿曾跟她的父亲、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闵季骞学习琵琶，长达10年之久，因此我和闵先生成了忘年交，也渐渐熟识了闵惠芬。江苏教育界的一些同仁知道闵惠芬热衷于民族音乐的普及与推广，因此常通过我邀请闵惠芬去讲学、演奏，还多次担任过她的舞台监督。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她曾多次说，我们的性格很投。

她右手的拉弓力度，一般男演奏员也难以达到

闵惠芬似乎是为音乐而生，为二胡而长的天才。17岁就在高手云集的上海之春全国二胡比赛中，夺得一等奖的第一名。

然而在她那征服了亿万观众、听众的高水平演奏的背后，几多汗水，几多艰辛；她对音乐的痴迷与崇敬，是一般人不了解，也看不到的。

一位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行家对我说过，不说她的演奏技巧，单就她的右手的拉弓力度，一般男演奏员也难以达到的。

她父母在南京住在一幢公寓房的五楼，六楼住着我的同事吴老师。吴老师经常向我报告：“这两天闵惠芬回来了，从早到晚，二胡声不断，简直是个琴痴！”

1995年3月的一天，我去看闵先生，恰巧她在拉《二泉映月》，我自然地说了一句，“这个曲子你还要练啊？”因为我知道，在“文革”中，她曾躲在一个小旮旯里，跟着阿炳的唱片，天天拉这首曲子，拉了半年多。平时演出，这又是必演曲目，自然是烂熟于心的。

她微微摇着头，十分感慨地说：“唉，我到六十岁不知能不能把这首曲子拉好？”那年她接近五十。同时她又告诉我，对于这样的曲子，拉多了会“油”，有时会不知不觉地多一个装饰音，少一个附点。所以每过一段时间，她都会认真地读读谱，还主动要求上台干拉（不要任何伴奏），以考验自己的音准水平和背谱准确率。

正式演出前,她不说闲话不会客

在闵惠芬的心目中，音乐是生命，观众是上帝，这既是她的笃信，也是她的人生准则。

极具个人特色的“民乐普及讲座音乐会”，闵惠芬举办了不下千场。在我协助举办的十数场这一活动中，她，她的扬琴搭档和闵季骞先生，每次要演奏十个以上的曲目。开场前她都认真地察看舞台场地，会标怎样设计，侧幕怎样安排，讲台、话筒怎样排列，一一检查。连讲台上的一束鲜花，也要考虑到既美观，又不遮挡观众的视线。更重要的是，所要演奏的曲目，都像正规音乐会前的彩排那样，一一过堂。正式演出前，除了埋头化妆，认真准备乐器外，闵惠芬不说闲话，不会客：这是她雷打不动的规矩。

1997年在苏州一个市的演出，出过一个意外：开场前十多分钟，书记驾到，而且来了就要见闵惠芬，可能出于客套，抑或是礼节，总之早在此等候的市长也答应陪同接见了。找到我，让我引见，我为难了。给他们解释，闵惠芬怕影响情绪和演出质量，演出前不会客，他们仍坚持要见。我只好到后台向闵惠芬报告，她一听就嚷嚷开了：“不见不见不见！”我说：“就握个手，其他交给我。”“就握个手啊！要上台了，见什么见！”勉强答应，还嘟囔了一句。

1999年在金湖，临开场前，闵惠芬塞给闵先生一支粉笔，说“嗲嗲，轸子上加点粉笔灰。”（轸子是乐器上系弦的锥形柱子，加粉笔灰是防轸子松动，免得跑调。）

闵先生解释说已调好琴弦，不必再加粉笔灰了。闵惠芬终于沉不住气了：“你下午在湖上弦就不准。”

下午我带他们参观了金湖高邮湖中央的一所水上小学。说是学校，实际上是一艘水泥船，船舱就是教室。当时有十几个学生，一位教师。民办教师万后宏坚持水上教学的事迹，闵惠芬听了很受感动，表示一定要去慰问一下。她给师生们演奏了3首二胡曲，请闵先生也弹一首琵琶曲《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

由于进舱的门很矮，闵先生不小心，琵琶轸子碰了一下，音有点不准。闵惠芬当时一直皱着眉头，没吱声。她怕晚上老爷子再跑调，于是就用这个方法委婉地提醒一下，想不到老爷子不买账。

“下午我是不小心。”这话触到了闵惠芬的内心禁区，于是声音高了起来：“音乐家怎么可以音不准呢？演出怎么可以不小心呢？”气得老先生在后台打起了太极拳。他用这种方法，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想与女儿顶撞。

散场后，闵惠芬对爸爸的照顾，真是细致入微，活脱脱一个孝顺女儿的形象，谁看了都会感动，同演出前那副吃相判若两人。

2000年，闵惠芬应邀去建湖和东台。因为她的扬琴搭档临时有事，去不了。闵先生给她请来一位扬琴副教授，她提前到南京排练。在排练过程当中，她认真细致，一个一个曲子反复练，反复配，有的地方甚至一小节一小节地“抠”。但有时她说话很不客气，有时语气很重，有时直截了当地指责别人。我在边上直着急。心想，你这种态度，下回还有谁愿意帮你！

下来，我提醒她：“人家是请来帮忙的，你不能客气点？”

“客气，我懂！可是她将要面对的不是我闵惠芬，是上千观众，我们要对得起他们，这个最重要。如果这点都做不到，下回她求我，我也不跟她合作。”

这次活动结束后，这位副教授悄悄跟我说：“如果闵惠芬下次还举办这样的活动，你还让我来，好吗？”

“人家会设计长江大桥，会造原子弹，我会什么”

1996年冬天，在闵惠芬的母校——丹阳实小和丹师附小的活动结束以后，闵惠芬同我们聊天。她随和，活跃，有时甚至有些孩子气。一位电视台的记者情不自禁地插话问道：“我采访过不少文艺界的人士，有些人远没有你那么大的名望，可架子特别大，说话的口气更大。你怎么一点架子也没有？”

她的回答，既朴实又耐人寻味。

“一个人如果成天端着个架子，你说累不累？自己觉得了不起，可别人都对你侧目，活得还有什么味道？再说我闵惠芬有什么资本去摆架子。人家有人会写一本一本的书，会设计长江大桥，会造原子弹，我会什么，不就会拉个二胡么？不过话说回来，要拉就拉好，让听的人觉得是一种享受，是一种愉快。如果我的乐曲对他们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认识生活，有所启发，有所促进，有所借鉴，我就更满意了。”

她经常同业余爱好者合奏、重奏。她还多次在几十人、上百人的小学生的乐队里，担任领奏。

有次去菜场买菜，一个卖菜的指着她说：“这人好像闵惠芬哎！”“对！我就是闵惠芬，会拉二胡！”说完，周围的人同她一起哈哈大笑。

这就是我认识的会拉二胡的闵惠芬。

我为二胡皇后拍纪录片

◎叶永烈 （作家）

闵惠芬不幸离世，我不由得记起为她拍摄舞台纪录片的那些日子。那是在1976年5月初，根据来自北京的指示，上海成立“文集内片”摄制组,我这个“臭老九”突然被任命为上海“文集内片”摄制组导演。当时我只知道这是严格保密的“中央交办”的任务，后来才知道是为“特殊观众”——毛泽东主席拍摄的，供他在病中欣赏。

在“中央交办”的一系列拍摄任务之中，就有两集闵惠芬的节目，即用二胡演奏唱腔音乐《柴桑口》和《文昭关》。闵惠芬接到通知，拿着二胡来到上海泰兴路的政协小礼堂。当时，为了“保密”，不在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里拍摄，而把空置的上海政协小礼堂作为临时摄影棚。我跟闵惠芬就在那里第一次相见。

在我的印象中，二胡仿佛是男人的“专利”,我所熟知的二胡演奏家刘天华、瞎子阿炳，都是男性。当31岁的闵惠芬出现在眼前，我感到惊讶，哦，女性也能成为二胡演奏家。我请她奏一曲《二泉映月》，立即被她指间泻出的琴声所征服。

我向来喜爱民乐，从小就学二胡，所以跟闵惠芬一见如故。奏毕《二泉映月》之后，她又应我之求拉了一曲《病中吟》，琴声如泣如诉，深深感动了我。

接着，我们的谈话进入正题，即京剧唱腔音乐。所谓京剧唱腔音乐，就是用乐器模拟京剧唱腔，使乐器演奏人声化。不过，我对于京剧并不熟悉，就向闵惠芬请教。不料闵惠芬说，她对于京剧也是外行，而且用二胡模拟京剧唱腔，她也是第一次尝试。

那是1975年，闵惠芬接到严格保密的“中央交办”的任务，要她用二胡模拟京剧唱腔《柴桑口》和《文昭关》，而且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任务。中央相关部门把言菊朋演唱的《柴桑口》和杨宝森演唱的《文昭关》录音磁带交给了她。闵惠芬反复听录音磁带，而且专门赴京请教京剧名家李慕良先生，领会言菊朋、杨宝森唱腔的特点。从不唱京剧的她，先是学会用言菊朋、杨宝森唱腔演唱《柴桑口》和《文昭关》，然后反复琢磨如何用二胡模拟。

为了使我能够迅速理解《柴桑口》、《文昭关》的内容，她随手在纸片上当场默写《柴桑口》、《文昭关》的唱词。我迄今仍保存着闵惠芬这些珍贵的手迹。

在闵惠芬的帮助下，我根据乐曲的疾缓节奏，写出了电影的分镜头剧本。当时拍摄所用的是从美国进口的伊思曼彩色电影胶片，很贵，必须尽量避免重拍。唯一的办法，就是让闵惠芬一次又一次演奏，我们摄制组一次次演习，直到确有把握，我这才下达拍摄口令：“开始！”

7月正是上海的大热天，那时候上海政协礼堂没有中央空调，闵惠芬常常汗流浃背，她仍不耐其烦地配合我们反复演奏。直到正式拍摄，她换上演出服——浅蓝色的连衫裙，补好妆，摆好姿势……

为了在这样小的地方也能拍出较大幅度摇摄的镜头，我想出了“土办法”：让演员坐在圆形转台上演奏，拍摄的时候徐徐转动圆形转台，摄影机放在镜头车上相对横移，终于拍出了从演员左侧脸摇摄到右侧脸这样较大幅度摇摄的镜头，也就拍出了类似转摄的效果。

记得闵惠芬就这样坐在转台上拉二胡，灯光、挡光板都随演员的转动而跟移，效果很好。看样片的时候，闵惠芬很满意，厂里很多“同行”问：这镜头是怎么拍出来的？

“文集内片”的摄制，随着毛泽东在1976年9月9日去世而戛然停止。

后来，在文艺界的会议场合，我多次跟闵惠芬见面。尽管“中央交办”的任务结束了，闵惠芬仍把“器乐演奏声腔化”作为研究的课题，深入进行探讨。闵惠芬说，“通过录制京剧，也为自己提供了一个契机，产生了‘器乐声腔化’的二胡改革的想法，尝试用戏曲唱腔来拓宽二胡演奏的空间。”

闵惠芬是一个性格直爽的人。记得年轻一代观众曾非常喜欢一个组合——“女子十二乐坊”，我问及她如何看待12位年轻女性且拉且舞，她对我直率地说：“二胡没有了，只有那十二张脸。”

2010年11月，我在香港结识著名二胡演奏家朱道忠先生。我问他，作为同行，如何评价闵惠芬。朱道忠对我说，他用四个字评价闵惠芬：“目不斜视。”从表面上看，这四个字似乎说的是闵惠芬演奏的姿势，其实这四个字的内涵是很深的，意味着在商业社会中“不斜视”种种金钱的诱惑，坚持走正路，坚持中国民族文化。

我非常赞同朱道忠先生对闵惠芬的评价。“目不斜视”，是闵惠芬一生品格的传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