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纪前备受重视的草药，消退于近30年

原标题：半世纪前备受重视的草药，消退于近30年

□撰文/邹伯科 摄影/唐柏清

“后山有火光，有人偷树，全队的男人都要出去，捉贼有奖，不去的扣工分！”这道广播曾响荡于郴州桂阳某村庄，事发上世纪六十年代。当全村所有男人操家伙上山时，他们都不知道这是一个假通知。

据《郴州民间文化》第11期中由郑欣荣撰写的文章称，事件缘于村中一个久病不愈的小姑娘，那天，她服完后的药渣被粗心的姐姐随意倒在了山后的荒路上。而当地人一贯认为，煎过的药渣应该倒在大路上，行人踩后可以赶走霉运，让病人快点好起来。当时正值黑夜，路上无人行走，其母忧女心切，得知此事后，觉得女儿病难转好，竟失声痛哭。

令这位母亲没有想到的是，生产队队长的老婆知道这事后，立刻在广播里喊出了那条假通知。倒药渣的荒路是上山必经之道，蜂拥上山的人们很快把药渣踩踏了无数遍。患病女孩的母亲转悲为喜。

时隔半个世纪了。那个女孩随后是否过得安康，令人很想知道。

这样的故事，我们都似曾相识。在对生命的呵护里，有温暖和关切，也有痛苦，甚至心碎。多数时，我们会求之于药。

西药进入湖南，中医名家开始接受西医观念，草药仍顽强存在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西药也乘势而来。1913年，张厥臣由浙江来到益阳，鉴于益阳地处资江下游，交通便利，经济文化都较发达，经营西药这一新兴行业大有作为，邀宁波同乡严阿华各投资银洋500元，在益阳大码头正街靠河岸租佃铺面一间，于当年4月1日以中美大药房悬牌开业。开业时，雇请乐队热闹三天，扩大宣传。

第二年，教育总长汪大燮提出：“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西药风行，中美大药房赚了钱，继之开业的西药房一年比一年增加。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南京、武汉、江浙一带逃来的难民，或由部队下来的医护人员，为一时生计，随便租一个门面，既卖药，又门诊。从1940年至1949年，益阳城区已有中美、博仁、宁波、伯特利等西药房18户。

最初时，人们对西医药还不甚了解，将信将疑。但随后发现一些常见病，如小儿蛔虫病、秋季常患的疟疾、暑天的时疫、各种皮肤病、外伤以及花柳病等，服用西药奏效甚快，儿童乐于食用。金鸡纳霜丸治疗疟疾，治愈率达百分之九十八。

可是，张厥臣和严阿华对西医药理论均无基础，又缺乏临床经验，业务打不开，加以经营管理无方，效益很不好，历年都是亏损。直至其子张永年悉心钻研，在掌握一些西医基本理论的同时，熟悉药物性能以及使用剂量。凡顾客上门，首先问明病情，详细介绍药品性能以及服用方法和应注意事项，西药才获得人们信赖。

益阳中美大药房的波折，可以视为当时西药进入湖南的一个样品。同样的情形出现在湘南、湘西等地，那些饱读《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的中医名家，开始接受西医的观念。

但中医草药依然顽强地存在。1927年秋，抵达井冈山茅坪不久后，毛泽东在八角楼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这八角楼就是当地草药医生谢池香的家，他用草药治好了毛泽东的脚伤。此后，位于井冈山茨坪镇西北面的小井建起了第一所红军医院，由原来的茅坪、大井两个医务所扩建而成。它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采集草药，治疗伤病人员。

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得到发展，毛泽东说，“一个中国菜，一个中药，是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上世纪五十年代，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开设了中医进修学校，让中医学习西医。随着1951年5月《中医师暂行条例》等的公布，草药医生受到排斥。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合格的中医只有1.4万多人。

但毛泽东在1954年指出，中医有可取之长。反对中医的王斌等人被撤职。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的草药又吃香起来了！”现年67岁的安仁草药医生谢官保回忆称，在当时医疗、卫生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政府曾组织老中医献方、献技，一大批宝贵药方被无偿贡献出来。

据安仁作家张少生调查，一些老药方由此走向大众。比如，现在很多医院都没有办法治愈狂犬病晚期患者，但某药方却疗效颇佳，“先搞一碗镇定丸水喝，再把杏仁捣烂敷于伤口，再用煮熟的鸡蛋白盖在所敷杏仁上，用艾绒在蛋白上烧烤。待他醒过来，吃一大碗韭菜汁水。还要挖万年青，连根捣烂成汁，喝下去。另外，还要每隔七日吃一碗韭菜汁，连吃七碗”。这些药方是否具有效疗，尚不得而知。但可以明确的是，当时卫生医疗条件有限，仅以疟疾为例，据省内名医邓一韪教授1950年7月3日至18日的疟疾抽样调查：郴县北乡株木山祖德小党、陈家楼完全小学及附近农民327人，有疟原虫的占83.4%；城区新华小学、城西区立小学、省三师附小共647人，62.6%的人查出疟原虫。在这种局面下，草药成为救治病患的良药。1956年，郴州汝城县卫生工作者协会发起献方活动中，共收集整理验方、秘方百余条。县人民医院的中医门诊用桃仁承气汤加鱼腥草、蒲公英、白花蛇舌草等治愈了6例急性阑尾炎患者。还采用内服自制消肿丸、双花散等治疗营养不良性水肿、干瘦病2583人。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中草药都得到一定发展，当时提倡土医、土药、土法，并且自采、自种、自养、自制中草药，和一根针、一把草防治疾病。

“文革”初期，草药虽一度遭“破四旧”冲击，但最终是还得到保护和发展。1972年，尼克松访华，毛泽东说，“一个中国菜，一个中药，是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人们都愿意相信祖传的秘方，好的草药应该还是在民间

“是一位北京的病人，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4月29日，谢官保在安仁县城家门口晾有内风消、侧柏、白毛藤、八仙草等几味草药，突然接了一个电话后，得意地说。现年67岁的他于1966年在安仁一中毕业，已行医40多年，已记不得医治过多少病人，最令他称道的是，“连精神病都可以治好”。

像谢官保这样的医生，全省各地都不少见。严格来讲，他们并没有行医执照，医术全部来自师传。尽管时常有人不远千里求医，但毕竟不多，周边的人们若有病情，首选依然是医院。他们都曾遇到多位病人，都是在医院医治无效后，再退而求其次，属无奈之举的下策。可以说，土药方子即便有效，但也难以取得人们的信任。

相比之下，有一些民间草药方被纳入中医院，如安仁中医院就收纳了民间烧伤等药方。它们经过正式认证后得以公开。但安仁中医院副院长张学群认为，“好的草药应该还是在民间”。我国中医药泰斗邓铁涛曾建议，国家拨出专项资金，对散落在民间和流失在国外的中医药秘方进行抢救性的发掘和回收。

据业内统计，现在的中医医生中只有10％的会开汤药处方。换句话说，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万人。自民国初，全国中医从80万人锐减到3万人；而西医从无至有，现今已达近20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