垓下之没的疑与议

原标题：垓下之没的疑与议

文/本报记者　邵延枫

楚汉五年，即公元前202年，项羽率九万兵马与刘邦三十万众会战垓下，兵少食尽，四面楚歌，直至“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最后一场鏖战后刘邦全胜，末路项羽只落得“仓皇不负君王意，独有虞姬与郑君”的千年慨叹。

从军事的角度看，垓下之役有怎样被忽略的逻辑？

从历史的维度观察，楚亡汉兴有着怎样的千古之疑？

让我们穿越时空的雾霾，重回楚汉的现场，细数垓下的疑与议。

“垓下”在哪里？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有趣的悬案，发生于公元前202年12月的垓下之役，是楚汉相争时的最后一次大战，它决定了楚亡汉兴。而关于“垓下在哪里”的考证，也在后世演变为同样激烈的争战，你来我往，喋喋不休。

一派的观点为著名学者郭沫若、谭其骧力主，主要见于郭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谭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他们把“垓下”标志于今安徽省；另一派观点在当代的代言人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由他编撰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认为垓下在今河南。

确定垓下在安徽，主要依据的是《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史记·项羽本纪》称：“屠城父，至垓下。”裴骃《史解集解》为“垓下”作注，先引徐广《史记音义》：“在沛之洨县。”又引李奇曰：“沛洨县聚邑名也。”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张揖《三苍注》为“垓下”作注曰：“垓，堤名，在沛郡。”李奇、张揖、徐广作注的依据都来自班固《汉书·地理志》。《汉书·地理志》记载：沛郡共领三十七县，其中有“洨”。“洨：侯国。垓下，高祖破项羽。莽曰育成。”洨，西汉时为侯国，东汉改为县。东汉应劭注：“洨水所出。”洨水，即今沱河。它自今安徽宿州市北分蕲水东南流，经宿县、灵璧、固镇等县境，至五河县西北会涣水（今浍水）“南入淮”。

沿袭班固一说，东汉应劭、三国魏苏林、晋徐广、南朝宋裴骃、梁刘昭、北魏郦道元、唐颜师古、李贤、司马贞、李吉甫、北宋乐史等都秉持垓下位于安徽的解释。

“河南说”兴于唐代，长于地理的唐人张守节在其所撰《史记正义》里指出：“垓下是高冈绝岩，今犹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侧，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与老君庙相接。” 元代大学者胡三省在其所撰《资治通鉴注》中也延续了垓下位于河南的说法。现代史家范文澜先生著《中国通史简编》也指出：“垓下，在河南鹿邑县境，一说在安徽灵璧县。按当时军事形势，应以在鹿邑县境为是。”

事实上，在“安徽说”内部，依然有重大分歧，这主要体现在《辞海》第六版 “垓下”词条的修订所引发的争论。

2009年版《辞海》“垓下”条的注文发生了变化，把原版“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沱河北岸”的释文改为“在今安徽固镇东北沱河南岸”。上海辞书出版社在给灵璧县政府《关于“垓下”条目的说明》的函中称：《辞海》第六版“垓下”条的编写，系根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而来，主要依据是国家和安徽省政府发布的数据，并称据由民政部主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垓下’一条，作者根据行政区划的变动、河道的变迁，同时结合考古发掘，认定这一遗址的主要部分在今固镇县境内。”函件还提到安徽省政府将垓下作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定在固镇县濠城镇境内，沱河南岸，并立碑标示等。

而坚持垓下属于灵璧的人则认为， “能找到的所有史书，上面都称垓下在灵璧”。上海辞书出版社函中所言行政区划的变动应该是指1965年固镇县的设置。但在1979年版《辞海》出版时，固镇县已经建立，“垓下”没有标在固镇濠城集北，故新版《辞海》将“垓下”移位与行政区划的变动扯不上关系。至于河道如何变迁，也没有具体说明。沱河，在汉代为洨水，古代地志书自《水经注》以来多有记述，直到清编《一统志》（卷八七）还指明：“古洨水：在灵璧县东南。《水经注》：洨水首受蕲水于蕲县，东南流径谷阳县，又东南流于洨县故城北，又东南入于淮。《县志》：在县东南濠城也。《汉书》应劭注：洨县，洨水所出，南流入淮。或曰即今沱河。”在这里，洨水所出、经过与所入都讲得很清楚。该地最近的考古发掘证明，沱河河道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当即文献记载的洨水。到目前为止，没有见到任何早期文献指说垓下即洨城，说明旧版《辞海》对于“垓下”条目的注文是合理的，体现了古代以来文献记载所反映的基本史实。

也有论者指出，现在的固镇县是1965年建县。1965年，划宿县、灵璧、五河、怀远边缘交界部分建立了固镇县。这之前，根本就没有“固镇县”，当然从历史文献中“找不到固镇”。垓下作为古战场，它的范围涉及现在的泗县、五河、灵璧、固镇四个县，而垓下，仅仅是指现在固镇县境内的濠城镇，即垓下古城址。灵璧县与固镇县就以沱河为界，河北边就是灵璧，河南岸是固镇。事实上，作为垓下古战场，两县都是，没有必要“争夺”。

垓下之疑：得失一“图书”？

垓下决战后，楚亡汉兴，而总结得失教训，历来众说纷纭。

最常被征引的是刘邦置酒洛阳南宫，与麾下诸将的对话，“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嫉贤妒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概括而言，历来对楚亡汉兴的流行说法有两条：一则刘邦善识民意，凭“与天下同利”结成利益共同体，从而赢得人心向背；一则刘邦善用贤能，靠“有汉三杰”的专业辅佐，进而笼络了天下精英阶层。这样的体察貌似精当，但还是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变故简单维系于单一角色的偶或性的“私智”上了。

至少在司马迁看来，如果用“仁而爱人”描述刘邦，则大有矫饰的成分。按照范增的说法：“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西入咸阳之后，“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刘邦贪恋之心昭然，“樊哙谏，沛公不听”，张良再谏，他才“回军霸上”。可后来刘邦攻克彭城，“收其宝货美人，日置酒高会”，所贪所好已不再遮蔽一览无余了。刘邦的劣迹还有很多，在彭城受到项羽痛击后，“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当广武阵前项羽要烹杀太公时，刘邦若不关己，“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被围荥阳，刘邦难以脱身，“于是汉王夜出女子荥阳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击之”，结果汉王“与数十骑从城西门出”，二千弱女子则成了替罪羔羊。相比之下，项羽在史家笔下貌似更具人格魅力，连杀场死敌韩信都承认项羽“见人恭谨，言语姁姁（和悦貌），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饮”，刘邦的重臣陈平也盛赞项羽的领袖气象，“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

至于说到对精英阶层的笼络与团结，《汉书·陈平传》的表述不无讽刺，因为以陈平视角，“今大王嫚而少礼，士之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顿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

难道我们要将垓下之成败，归结于“士之廉节者”与“士之顽顿嗜利无耻者”的一场征战吗？

事实上，透过历史的雾霾，我们注意到，既无关“廉洁者”也无关“无耻者”，而是一卷“图书”的得与失，很可能真正影响了楚汉的历史走向。

《史记·萧相国史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而刘邦恰恰在群雄分庭远去的背影里卓然崛起，进而一番用谋伐兵后守得天下归汉，“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图书”者为何？方回的《续古今考》对此曾有记述：“图谓绘画山川形势、器物制度、族姓原委、星辰度数，籍谓官吏版簿、户口生齿、百凡之数，律与令则前王后王之刑法，文书则二帝三王以来政事。”概而言之，所谓“图书”，除了翔实的军事情报外，最紧要的是它囊括了秦朝的基本政治体系和治理制度，后来的史料表明，刘邦政治集团就是沿袭了秦的郡县制，实现了国家一统。

这里蕴含着楚与汉的重大历史分野。项羽一直希望重回周代分封诸侯的政治格局，认为灭秦后应该支持为秦所诛的诸侯复国，重建自足的传统封建体制。问题是，此时的社会体貌已与周代大相径庭。周分封之际，生产力低下，人口稀少，交通困阻，族群多独居，“小国寡民”自给自足，可经历战国尤其是有秦以来，工商繁荣，人口骤增，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嬗变，精英群体逐渐由原来的贵族阶层变为新兴的工商地主阶层，区隔的城邑逐渐因土地兼并而衍生出林立的新都市，面对这样的历史情状，项羽集团屠烧咸阳分封诸王的策略显然已无法旧瓶装新酒。相反的，刘邦和他的谋士们因应了潮流，沿秦制设郡立县，这期间，萧何拿到的那一牒“图书”便成为不可多得的财富，最终决定了胜负。

垓下之议：成也一骑败也一骑

面对垓下之败，项羽坚持认定：“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对此，司马迁作了较为公正的评价：“自矜伐功，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

当然后世论家也时有为项羽鸣不平者，在他们看来，作为一个军事将领，即使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项羽也还于“兵少食尽”时赢得固陵之胜，身边仅存二十八骑仍践诺“吾为公取彼一将”，从纯军事的角度看，项羽的失败确系英雄末路，“非用兵之罪”。但是，当我们谨慎地回到历史现场，还是发现，即使从纯军事的维度讲，汉兴楚亡也有着其独特的逻辑，某种意义上，成也一骑，败也一骑。

众所周知，骑兵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中，较晚才成为攻击主力。疏于骑乘与中原人“上衣下裳”的文化传统有关。甲骨文中，骑马之骑同于奇少之奇，直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骑兵才渐成规模。但是，由于马鞍和马镫较晚才出现（中国高马鞍的形制形成于西汉，已知最早的马镫见于长沙墓出土的陶俑），骑兵的发展和应用是缓慢的。我国中原地区早在春秋之际已经有骑兵，但是此时骑乘主要用于载人，并没有史料证明有骑兵作战的记录。中原地区真正把骑兵用于军事是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从此骑兵作为辅助性兵种走向战场。战国时期由于秦赵临近北方胡人，所以多有骑兵。但是此时不论是秦还是赵，骑兵都是作为辅助兵种，骑兵放在两翼后方，配备弓弩。用于侦察、骚扰、偷袭、断后、追击等。真正大规模独立运用骑兵，把骑兵当成主力并用于冲锋大多以为是在西汉时期的反击匈奴。其实，项羽在与刘邦的多次主要攻守中大获全胜，主要得益于独特的骑兵战法。

在没有基本骑乘工具的条件下，中国早期战场上的骑兵是一支需要特殊训练拥有特殊技能的人。项羽应该是在巨鹿之战后（巨鹿之战项羽用的是步兵，无骑兵的痕迹）收编秦与赵的骑兵组成了骑兵军团，以靠骑射闻名的北方部族楼烦人为主。项羽在军事上的才华，主要表现为驱动其精干的楼烦骑兵，以内线作战，靠突破奔袭直接粉碎对方组织重心，凭闪击速战速决。

彭城之战是项羽大规模独立运用骑兵歼灭步兵的典范。主要用骑兵踏营，冲散驱赶，造成敌人混乱而使骑兵第一次大规模独立冲锋作战。战前，项羽舍弃大军千里奔波，最大限度地运用了机动能力，用骑兵合情合理。彭城之战后，项羽偷袭刘邦，运用骑兵的冲击力冲散大军又采用驱赶的方式使其落水，以及骑兵追逐包围刘邦，这里都可以看到战术上运用骑兵的影子。

刘邦军事力量的强大也来自于对骑兵的重用。

彭城之战后，《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载：“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原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灌婴虽少，然数力战，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受诏别击楚军后，绝其饷道，起阳武至襄邑。击项羽之将项冠于鲁下，破之，所将卒斩右司马、骑将各一人。击破柘公王武，军于燕西，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连尹一人。击王武别将桓婴白马下，破之，所将卒斩都尉一人。”

刘邦起用灌婴组织指挥汉军骑兵，成为后来与项羽对峙的重要利器，而项羽兵败垓下，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垓下河川纵横且多沼泽，楚军当时急于挥师淮北，不得不驻扎于一个不便骑兵运动的战场，决战之际已经失掉地利，而最后歼灭项羽残部的正是灌婴的精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