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鹏：心愿的愿，力量的力

“我为什么告诉你我能做成”

“他基本上是活在梦里。而且你跟他走，你就觉得这个梦是可以做到的。”嫣然医院董事、上海卫康眼镜公司董事长刘莉莉说。

在王学兵看来，李亚鹏非常善于说服别人，当年乌鲁木齐演唱会，“唐朝当时去演出，我们去跟郭大伟谈，就是当时唐朝的经理人，他完全是被这个热情所打动了，后来唐朝他们都没有收订金就直接去了。”王学兵说，“他能够找到这些点，我这个事情到底哪儿比别人强，我为什么告诉你我能做成。”

李亚鹏“很会找话题”。“尤其是刚认识的时候，第一次、第二次聊天的时候,他总是能找到沟通的那些点。”王学兵说自己没这个能力。而且李亚鹏不会被对方的情绪控制。王学兵说自己曾跟人说剧本拉投资，“我讲得很热情，然后那个人如果是一脸茫然，我察觉有点走神的时候，我会突然地情绪跌到最低。”但是李亚鹏不是这样，“如果说这个地方行不通的话，他可能会换一个方式再去试。”

“一方面他比较会妥协，另一方面他又锲而不舍，他会去想办法，他比较能成事。”

当年乌鲁木齐演唱会，王学兵在北京联系音响器材，演出开始前四五天，说好的音响提供商忽然拒绝借给他们设备了。王学兵到乌鲁木齐的时候只带去了乐队。“他知道我们什么都没带来之后，他是先自己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他说行，知道了，他让我先安排人休息一下。然后下午的时候，他找了金少刚商量怎么办，就是我们的音响师，金少刚说了几种可能性。”金少刚如今在中国赫赫有名，是《中国好声音》的音响师。

李亚鹏笑着对《人物》记者说起这段，“我当年都快疯了，我们票都卖了。后来我们就去找了一个朋友，是琴行的，他知道乌鲁木齐哪一家比如说歌厅或者是营业场所有那个音箱，EV那个牌子，然后我们，怎么办，时间紧，任务急，跟人商量，那人都得营业啊，但是因为他是销售商，他和那些人也都认识，最后我们就抢，开着车到门口，几个小伙子冲进去，电源一拔，箱子拔了就走，就这么干。”

那次演唱会之后，王学兵就觉得李亚鹏适合做文化企业，适合连接艺术家跟市场，“因为他跟艺术家也能打交道，跟那些人也能打交道。”

曾国俊来自台湾，做了近20年的幼儿教育，现在是“中书控股”的“中书教育”板块的合伙人，董事总经理，他们打算做一个幼儿书院。大概7个月前，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李亚鹏，在李亚鹏的办公室聊了四五个小时。

结果让他意外。“他可以接受你不断地提问，代表这些问题在他的心中确实盘旋、思考一段时间了，没有经过那些沉淀，你是没有办法形成这些思想和理念的。”

有一个画面让曾国俊印象深刻，李亚鹏讲他和女儿做天文观测，“他的眼光是温柔的，是像一个父亲的。他讲我跟我女儿坐在草坪上，有的时候躺着，有的时候怎么样，就讲那个星星如何如何，他讲的时候很陶醉，就像旁边没有人一样。”

“他想要做的其实更难的事情就是回到这个时代应该有的那种简单、纯粹、温暖、光明，但是该有的内在精神，思想的沉淀，对于老师的尊重，他也要。”曾国俊说，“他敢做梦，一般四十几岁的人不做梦的，你也不敢把你的梦真的讲给别人听，因为你讲了之后别人会笑你的，但是他在我们的面前他会说，这是他的梦想，他的理想。”

然后李亚鹏让他看到了自己的行动力。“果然这7个月来我们看他答应谈的事情，还有他答应可以往前推的事情，他都一五一十让它实现。”曾国俊说，“我就觉得这个人可能做的事情是真的，因为他找的那些人都是非常难搞定的人。”

李亚鹏是ThinkPad电脑的用户，他与这个品牌第一次接触是在2012年coart亚洲青年艺术现场上。“他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人，一见面亲和力非常的强，谈问题的时候没有特别多地绕弯子，直接就会切入到话题的本质上。”ThinkPad市场总监刘奚源回忆。

刘奚源觉得李亚鹏特别适合使用ThinkPad的产品，ThinkPad的核心理念是“思考”，随着时代热点的变化过几年会推出不同的slogan，现阶段的品牌定位是“想点新的”。“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人们已经很难一辈子做一份工作、只有一个身份。面对今天的社会环境和商业环境的变化，我们在鼓励和帮助更多的人，想点新的，创造新的，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刘奚源说，李亚鹏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人物，“不断突破传统思维，不断地思考和尝试他的人生”。

合作一开始非常简单，ThinkPad只是作为2012年coart的现场机器。李亚鹏的很多表现令刘奚源认同，“他圈子里有很多明星朋友，但是他不太愿意让他们来，就是怕把媒体的聚光分散掉了，希望媒体能更多地关注这些青年艺术家。”那次之后，刘奚源就决定和李亚鹏有更深度的合作，一起带出一批中国的设计师和艺术家，帮助更多人创造多元化的人生。2013年ThinkPad决定花钱赞助coart而不仅仅提供机器。合作获得了效果，比如，独立舞者何其沃在coart上露面之后，现在已经有很多媒体可以认出她，类似的还有去年参加了“中国梦之声”的央吉玛，刘奚源第一次见到她也是在coart上。“他们都认为是这个平台帮助了自己。”

李亚鹏喜欢讲一个词，“愿力”，“心愿的愿，力量的力。心有所愿，行而成立”。

在嫣然基金会筹备前期，一个朋友介绍李亚鹏去上海筹款，说是有个有实力的富豪愿意给一笔大的资助。李亚鹏中午接到电话，买了机票下午就去了上海。朋友很认真摆了家宴，邀请了上海名人曹可凡等人过来作陪。富豪进来的时候已经喝多了，一进门，他一巴掌拍在李亚鹏的背上，指着他的鼻子说的第一句是，“李亚鹏，我告诉你， 我一点都不喜欢你。”那一瞬间所有人都傻了。尴尬之后，人们找各种话题开始喝酒。富豪每喝完一杯酒，李亚鹏就不声不语地替他斟满，这个动作重复了三遍之后，这位富豪成了嫣然的重要捐赠人。李亚鹏说，“我们现在是非常好的朋友。”

“大男人”

施宝成觉得李亚鹏“恬淡、稳重、可信赖”。他曾经跟李亚鹏开玩笑，“你应该从政，你起码竞聘个县长应该问题不大。”

“他会给每个人留面子，也不会痛打落水狗，把你整个内心自信心全部摧垮之后，然后我再重塑一个你，打上我的烙印你才是我的员工，他从不做这种事情。”施宝成跟很多老板开过会，大家经常很慷慨激昂的，对于犯了错误的人拍桌子，一定是要追究责任，如何如何，“李亚鹏最严厉的时候我听他讲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事情难道你不知道吗？’这个已经是到达最严厉的状态。”

李亚鹏给中书开会定了一个规矩，不准插话，“因为插话是对人的不尊重，所以无论这个人说得有多么的不专业，不论这个人说得有多么的不着调、不靠谱，无论这个人说得有多么的刺耳，你都必须耐心听他讲完。”

去年9月27日，李亚鹏过42岁生日，那时他刚离婚两周，员工们想给他送一些温暖，订了一个直径一米的大蛋糕。“他切了第一块生日蛋糕之后，我们大家当时都在猜他会把第一块蛋糕分给谁，是副总裁还是财务总监？但他直接就问了一句‘我们公司的那位保洁的阿姨在哪里？’然后把蛋糕送了过去。”

“我觉得他是一个去明星化和去阶层化的人。”施宝成说。

“公司的很多高管放弃了大企业的职务，加入到中书来一起做，其实都是认同他的理想，然后被他的对待人的方式和人格魅力打动之后才参与的。并不是上下级啊这么一个简单的隶属关系。”coart亚洲青年艺术机构秘书长宋婕说。

遇见事情了，李亚鹏属于“愿意自己扛的那种”。像这次嫣然的事情，“如果不是我们主动找到他，摁着他把这事儿聊了，他是不会主动说的，他不解释。”宋婕说。

“其实他可以把创始人的名单公布了，每个人捐多少钱公布，我们又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全都公布好了，但是他在一个人扛。”嫣然医院行政副院长鲍爽说，“你想如果他把这个名单暴露出来了，心术不正的人可能就会去攻击那些人，就会去查，影响人家。”

“我觉得他顾虑得很多，他是一个很体贴的人。”杨弘仁说，他是嫣然医院执行院长，台湾人，哈佛医学博士，被李亚鹏邀请来为嫣然免费工作一年，帮助嫣然通过JCI。他对接受采访“感到很高兴”，“终于能够……我一直希望我有机会能帮他说点什么做点什么。这个朋友值得交，我们难得一帮。”

多位受访者都对李亚鹏的“不抱怨”印象深刻。书院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赵寂惠记得李亚鹏聊天的时候曾对她说起“不要对别人有太多的要求”，“他说你看我老婆，她的歌已经唱得那么好了，你还对他有什么要求呢？”

胡斐是嫣然基金的前员工，她觉得李亚鹏身上有特别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家庭责任，社会责任，我觉得他都是非常非常认可的，而且身体力行地去实现它。”

赵寂惠记得李亚鹏和王菲李嫣一家3口去参加过一次公益书院的儿童亲子课程，“女儿一直靠着他，我感觉到女儿对他的那种眷恋。”

“他跟童童(窦靖童）非常好，这是让我觉得挺好的一个事儿。我记得有一天，是父亲节还是什么节的时候，正好我们几个在吃饭，童童给他发了一信息，他在那儿看，他当时还说‘你看’，给我看了一眼，大概就是童童祝他父亲节快乐的一个信息，他特别满足的样子。”王学兵说。

刘莉莉认识李亚鹏已经超过10年，在她看来，从第一天认识到现在，李亚鹏就是一个大男人，“大男人就是说，他不碰，比如说他不碰女人的钱，他不碰别人的钱。比如说你跟他喝酒，他肯定不能让你出钱，男生他也不让你出，就是会非常非常像北方汉子。”刘莉莉说。“所以在钱财方面，我听到有些传闻我会笑的。”

“我觉得他是一个全中国最大的倒霉蛋。我听王菲都这么说过。她说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亚鹏会让全世界人误解。”

李亚鹏自己对《人物》记者谈到过一件事情，大学毕业之后一度不想当北漂，想回乌鲁木齐，走之前跟王学兵吃了顿饭，其实是想借钱。李亚鹏已经买了回新疆的火车票，就剩下20块钱。但是同学真见了面，他又说不出口，最终吃了顿饭就散了。拿那20块钱买了几包烟，两块五一包的“都宝”，三天三夜，就拿着那个烟，给人敬烟跟人套磁蹭点吃的，这么一路回去了。

直到这次《人物》记者问及，王学兵才知道当年李亚鹏是想借钱。“他确实不太愿意求人。”王学兵说。他唯一一次看到李亚鹏示弱，是1999年12月，李亚鹏父亲去世之后。“57岁，那时候还是他爸最年富力强的时候，结果说走就走了。”当时李亚鹏回了一趟新疆，然后就去上海拍戏，王学兵也正好在上海，他们已经好长时间没见了，就见了个面。晚上喝酒时，李亚鹏忽然开始抱怨王学兵和另一个朋友不关心他。“这个是让我特别意外的一个事。”王学兵说，“因为他平常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不是一个很弱的人，所以节哀那话，我觉得没必要说给他。”这次之后，王学兵意识到，“实际上他有的时候可能也是需要的”。

1993年，22岁的李亚鹏在乌鲁木齐策划了一场摇滚演唱会，这是他最青春激情的时刻。此图前排正中位置为李亚鹏。 摄影｜肖全

“这会不会是我这一生当中做过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中书控股”品牌总监王子豪有感于李亚鹏对事业的投入，“我觉得他名气够了，他也觉得够了。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缺的是，他自己也觉得自己缺的是做出来的成绩，和对社会的贡献，和对别人的帮助。”

“他从周一到周五，甚至周六周日，真的是从早上9点就一直到晚上6点、7点，甚至到11点才离开公司。”王子豪说，“中午永远都是顺口溜的一个酸汤水饺，或者是一个沙拉。”

“他真的可以一件毛衣的外套穿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就永远是绿色的那件毛衣外套。因为他那个外套就在办公室放着。”当然，衬衣会换，衬衣干净。

春节之后的一天，李亚鹏在办公室睡着了。他从来不睡午觉，但是那天有点累，躺一会儿，一下就睡着了。醒来之后，充满罪恶感的第一反应就是以后要开始健身。

“我希望我能工作到70岁。”他说，“因为我喜欢工作，生活的享受或什么对我来说不是那么的有吸引力，你不让我工作，其实我不知道该干嘛，我也没有任何的兴趣爱好，我唯一就是上网下围棋，连下围棋，已经删掉过无数次，又恢复了，我现在又删掉了，因为太浪费时间了。”

“他有一次到我们家来，特别逗，因为我的桌子上摆了很多什么玩具啊，各种摄影器材啊，还有电脑啊什么的，满满当当。他在那儿看着那些东西，哎呀，他说我真是挺羡慕你的，你的生活真好。”王学兵说，“他稍稍有一点伤感，就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干这些事儿了。”

李亚鹏生活在一种高度投入而又安心的状态之中。这种状态如同当初他面对那段广受瞩目的感情的时候。在一开始，哥哥李亚伟曾经反对过他与王菲的婚姻，他认为李亚鹏是个做事的人，担心一旦他们结婚，从此李亚鹏做的任何事情都抹不掉王菲的印记。

“但是情感是什么？”李亚鹏反问，“我为什么要为了别人的看法，而放弃自己的爱情。你对自己爱情的坚定性决定了你的承受性，我得到了我想要得到的，背负着我应该背负的，对于我而言，这才是让我最安心的状态。”

2000年，李亚鹏的人生闪现过一个瞬间。那时他是当红的青春偶像，在济南泉城广场，站在台上面对数万观众的欢呼。“很奇怪在那种时候居然让我有一种警醒，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我不知道为了眼前的这种获得，我将来要付出多少才能够达到一种平衡。”

等到下一个瞬间出现，过去了10年。2010年，他39岁，在不情不愿地做了多年演员，又八爪鱼般地做了各种事情之后，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件可以托付一生的事情，终于可以停止“我要做什么，什么适合我”的思考。

那是2010年一个下午，在丽江，他跟助理到一个小院喝茶，主人不在家，门没锁，他推开院门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就自己动手在那儿泡茶。这时候院门被风一吹“吱扭”开了，他回过身去关这个院门，又是“吱扭”一声门关上了。“就在那么一瞬间，我觉得真的是像醍醐灌顶一样，我突然就回过头对我那个助理说，我要做中国书院。”

李亚鹏说，书院中国是他由心而发的、一生愿意去做的事情。嫣然是为女儿做的，是上天的安排。

2月13日,嫣然年会那天，下午5点，李亚鹏要离开影棚赶去医院鼓励感谢他在风波中的员工，《人物》记者陪他一同前往。

李亚鹏主动继续回忆起他在乌鲁木齐做的摇滚演奏会，“一次对青春理想的完美实现”。

“我做完那演唱会，全部结束以后，把那乐队送到机场，回到市区已经是夜里了，我一个人在乌鲁木齐的大街上走了很久，我想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的内心安静下来。”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并没有那种成功的喜悦和兴奋。走过一个电线杆的时候我停了一下，靠在电线杆上，抽了根烟。我在心里问自己，这会不会是我这一生当中做过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实习生葛佳男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