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自由精神并行不悖的美国

美国的根基和最繁茂的枝叶都是宗教的，这是美国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因为很少有其他国家能够自诩为把宗教和民族自身如此自然地融为一体。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当今美国人的自我形象和对外行为

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其揭示美国基本特征的经典著作中，这样描述:“在法国，我看到的是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几乎总是背道而驰的；而在美国，我却发现两者是紧密结合，共同统治着国家。”

在中国这样一个其大多数人口是无神论者的国家，许多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美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对宗教如此虔信，如此充满热情？不过，关于美国的宗教为什么与美国的自由价值观念并行不悖这一点，却很少有人去多想。前一个问题或许应当由社会学家或宗教学家来解答，而后一个问题则是政治学家们所思考的事情。

以研究基督教信仰与现代政治和外交现实之间的联系而著称的德裔美国人莱因格尔德·尼布尔，曾把美国人用宗教形式表达自己价值观念的现象称作“自由文化的幻觉”。他认为，美国人所以持有这种幻觉，是因为他们带有对民族命运的宗教看法，即，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造就来创造人类历史新开端的。

这一宗教看法在美国立国前后经历了世俗化的过程，到1754年美国建国前，美国政治家对民族使命的描写开始变为《独立宣言》中的措辞——拥有私人财产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虽然如此，似乎矛盾的是，启蒙思想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清教思想；美国用其自身的形象来重建世界的使命被认为不仅受到上帝的首肯，而且受到理性的辩护。

美国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西方国家中最宗教化的国家，“山颠之城”是美利坚民族认同的核心。虽然美国实行政教分离，但美国作为一个宗教社会的一个最强的认同是，需要公开祈求上帝的保佑。我们恐怕很少见到任何其他国家像美国一样在公共和政治生活中有那么多的宗教仪式:美国最重要的国家节日——7月4日的独立日和5月26日的阵亡烈士纪念日——都通过宗教仪式来纪念；国会会期中的工作日都从牧师的祈祷开始；美国的各种仪式——婚礼、葬礼或总统的就职典礼——都采用宗教仪式。每当美国遇到民族危机时，美国人都以宗教形式来寻求慰藉和进行宗教祈祷。我们都会清楚地记得，在美国遭受9·11恐怖主义袭击时，布什总统用来结束其慷慨激昂的演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上帝保佑美国。”

直到现在，所有关于主要国家宗教信仰和行为的民意测验都显示出，美国这方面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1994年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96%的美国人说他们信仰上帝，1995年43%的美国人说他们去教堂，69%的人说他们加入了基督教会或犹太教会。

这些都是美国学者罗伯特·贝拉早在1976年提到的美国“公民宗教”的一部分表现形式。在他看来，“公民宗教”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共同特性，它已成为有约束力的文化力量。

美国的公民宗教和美国的“政教分离”这两个看起来相互矛盾的东西如何能和谐共处？美国学者J·N·德墨拉斯和里斯·威廉斯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解释:这两个看似不一致的东西其实是共生的。每一个都防范另一个过度发展，正由于在重要的政府政策方面国家和教会是相互分离的，人们才可以放纵一个有象征性的公民宗教；同时，美国的政教分离从来不是政教之间的完全分裂，因为存在着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公共宗教仪式。

德墨拉斯还认为，美国的政教分离并不是独特的，因为所有欧洲国家的宪法都为宗教自由提供了某种保证。美国主流宗教的真正独特性在于自由教会的存在。世界上信仰宗教的自由主义者会很快脱离其信仰体系，转向完全的自由主义，而在美国，自由教派的世俗化非常缓慢，其中很大程度就在于自由化的宗教与一系列强制的宗教礼拜活动结合在了一起。

公民宗教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意义是它使“美国例外”论深入人心。1941年，创建并拥有《时代》《财富》和《生活》美国三大杂志的亨利·卢斯，从“美国例外”论出发把20世纪称为“美国的世纪”。他认为在20世纪，美国是不断扩大的事业领域的中心，是虔信上帝的乐善好施者，是自由和正义理想的源泉，“美国将作为仁慈的霸权，或父亲般的权威来发挥作用”。这就是美国的霸权可以是“仁慈霸权”这一观念的根源，而这一观念至今仍在影响着美国的自我形象和对外行为。小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就体现了这一点。( 文/周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