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博弈的根骨在阡陌交通

                              --走上一带一路（三）

Ⅰ 大动脉：以交通设施为构架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于2013年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加强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国家关系和区域联系所设定的一项整体性宏业。

其核心是，沟通中国和亚欧大陆及亚洋国家的在五个领域内的互联互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目的是，为了在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宗派主义、保护主义、区域主义及其引发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等肆虐而导致的画地为牢、条块分割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版图上寻求人类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即在亚欧大陆和亚洋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以便继续创造中国崛起、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影响扩大的外部环境。这既是中国自身发展和壮大的需要，也是中国发展之后对亚欧大陆和亚洋国家和人民的担当。

近年来，中亚一些国家的军马场渐渐荒废，但马术却越来越受到各国富裕阶层的喜爱。汗血宝马成为高端需求。

如果从 “一带一路”倡议和实践中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实施主体来看，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基本属于国家之间和政府层面的互联互通。如中巴经济走廊（CPEC）即为典型案例。就目前现状而言，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的工作也主要是以国营企业和政府组织在把持，民营企业和民间交流的规模和影响微乎其微，急需提升。否则，“一带一路”也会成为一个松散的、扩大化的双边或多边政府间经济交流而已。

如果从互联互通的性质来看，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基本属于政府和物理层面的互通，而只有情感想近和文化相敬才属于民心想通。

就中亚而言，尽管“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目标是把经济、市场规模巨大、现代化、商业化水准高的崛起中国和老牌欧洲经由中亚链接起来，但中亚的通途地位和丝路两端的终端地位不可本末倒置。没有了中亚的通途，也就没有了终端，无论其多么诱人。

另外，从中国到周边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是一个终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亚具有双重的意义，通途和终端。也许是对中亚这双重意义的认知，亚欧大陆周边大国无不积极打造贯穿亚欧大陆的互联共同网络。传统的试图军事或政治控制亚欧大陆的大博弈，已经演变成以交通设施为基础的互联互通竞争。

其实，早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出台之前，除了俄罗斯由于地理条件所限而只能建造的偏北的东西向的亚欧大陆桥之外，印度-伊朗-俄罗斯早有打造链接印度-伊朗-中亚-俄罗斯的南北通道。

2006年美国和印度提出的“新丝绸之路”，不仅仅是通过链接阿富汗南北而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一项措施，而且也是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将中亚和南亚链接起来的一项长远战略。这可从美国国务院的中亚局和南亚局合并为中南亚局以及TAPI（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的油气管道的铺设可见一斑。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2013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亚欧大陆又一势在必行的规模更为宏大的互联互通工程，是新形势下中国逐鹿亚欧大陆的必然措施。除了这几大国的区域链接计划之外，在亚欧大陆由中等强国推出的其他区域性的交通链接也在如火如荼。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规模、东南沿海的战略困局以及中亚地区经济的欠发达等原因促使中国的互联互通战略更为宏大。

Ⅱ 毛细血管：与民间发生关系

如上所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所涵盖的”五通“ 中的政府和物理互通，基本上是为了打通亚欧大陆通道、输出中国产能、输入中亚油气矿产资源。尽管在大宗商品交易上，中国已经在很多大型项目投入了巨额资金，俨然建成了一条经济高速通道。但在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交流方面，中国和中亚国家的交流捉襟见肘。

微信正成为中国与外界沟通的另外一个重要平台，中亚国家的民众越来越多人开始使用。

中亚的经济结构和规模决定，中国和中亚国家的政府间合作，更多是中国的单项投资和资源矿产类大宗货物的买卖。尤其考虑到“一带一路”战略的长期性、中亚国家家族政权的局限性、维稳部门和民众的紧张关系、代表地区利益的议员作用的不断加深、以及可能的民粹主义的兴起以及其他大国的后来居上，要运行亚欧大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推行 “亲诚慧荣“的睦邻政策，仅有官僚的、大宗货物交易的高速动脉则无利无益于广大民众，甚至有可能造成更大的经济和社会阶层分化，进而产生民间的厌华甚至排华倾向。这一点可以从以往的对台（国民党）经济政策吸取教训。

另外，当地民众在政府间、国家间的大型经济项目中的参与程度太低，这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提供了优惠雇工政策的经济特区更是如此。中巴经济走廊如此，中亚国家经济特区也如此。这种当地民众参与程度太低的经济交流模式需要矫正，要么大规模雇佣当地人（这对中国国企是一大挑战），要么另辟蹊径，鼓励国企之外的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最大限度地参与“一带一路”经济大潮。

中亚国家的中小型企业，尤其是小农经济和畜牧经济，由于交通、网络、信息、语言等障碍，而无法同政府间的丝路经济挂钩。

另外，由于中亚国家或政府及其代理人垄断了大宗资源性货物，以及中亚国家某些行业的同质性，传统的民间商品如果类、肉类、皮毛、牲畜等在该地区缺乏市场，而另一方面却无法同中国的庞大消费群体直接进行电子商务（如中亚的干果和肉类，以及赛马可以满足中国不同阶层的特定需要）。

很显然，网络建设和电子商务是链接中亚和中国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关键。相对于政府间的大宗货物交易，中亚和中国的中小型民营企业，甚至个体企业，才能让中亚民众和中国发生关系、构建命运和利益共同体，“一带一路“实践才有健康光明的前程。亚欧大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成功，不仅有赖于国家和政府行为，更需要个体、家庭、村落、商会等社会经济组织及其经济活动的毛细血管。古代丝绸之路的成功秘诀不仅仅在于东西方国家的繁荣、政府的支持，还有默默无闻的不可计数的个体商人、商会、行会、宗族等社会组织的全面参与。

除了上述经济因素之外，长远的亚欧大陆的竞争还在于软实力。中亚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而且历史上和周边大国都有难以割舍的政治、经济、宗教、民族、文化等链接，在主要大国经济竞争或互联互通半斤八两之际，以及中亚不断民主化之际，与中亚国家的情感联系和民心相通，是新型亚欧大博弈的内部力量。从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赴乌兹别克斯坦参加前总统葬礼，到印度总理在哈萨克斯坦诵读中国当代维吾尔诗人的诗词，就可以看出，周边大国经营或逐鹿中亚已经精耕细作，甚至以潜在竞争对手的内部民族政策作为争取中亚民心的资源。尽管目前中国的“一带一路”的硬件建设在中亚如火如荼，但在民心相拥上很是不足。

（马海云 美国马里兰霜堡大学历史系助教，专攻中国和穆斯林世界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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