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恰同学少年》带来的“红色偶像”之说是从“红色经典”延伸得来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曾镇南对“红色经典”做出这样的解释:“红色”是指流贯在作品血脉中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思想风貌;“经典”是指投注在艺术创作中的深厚功底,对丰富广阔的现实生活真实、深刻的体验和表现。

长期以来,中国的“红色英雄”塑造,一直在一个个历史模式中循环,时代的变化到来了,它便突破一次,但往往随后又陷入另一种模式之中,难以提升。

许多电影研究者把1950～1966称为中国电影的“前16年”,在观众心中意义深远的红色经典大都出自这16年。1959年尤其是一个让许多电影研究者觉得应该大书特书一笔的年代,虽然处在大饥荒中,中国电影出现了许多堪称经典的作品:《林家铺子》《青春之歌》《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1949年以后的中国电影其实就是导演在政治化与商业化之间的博弈,1957年反右曾造成一定影响,但随着政治上的松动,到了1958年、1959年,电影上立刻表现出新的气象。” 《中国电影100年》主编、《新京报》副总编李多钰说。

从多元化到模式化

那一年,作家柳青在长安皇甫村定居5年后,《创业史》第一部终于脱稿。他这种苦修般的写作历程,受到了当时作家的普遍认同。许多人即使不能像他这样舍身于一个作品的创作中去,但也力求创作有生活的依据。许多革命经典中所塑造的革命英雄形象基本都有原型,甚至时间、地点、次要人物都有可能是真实的,这种真实的塑造给了作品更强的感染力。甚至在60年代《金光大道》中的模式人物“高大泉”,作家都力图从生活中找到创造的原型。

但实际上,这种来自生活的创作不一定能反映生活的真实。在50年代,书籍的出版和电影的生产都属于计划经济范畴。自从1950年电影审查制度确立以后,模式化已经在审查制度中产生并被自觉遵守。比如社会的阴暗面只存在于1949年以前,落后的思想只存在于地主和小资产阶级之中,而1949年就开始改编的剧本《柳堡的故事》,因为在情节上有革命英雄的爱情故事,一直到1957年才勉强通过审查。

在50年代的电影中,导演常常用一些细节加强电影的真实感,主角并非“高大全”,而是也有些常人所有的小缺点。比如，《小兵张嘎》里的嘎子塞烟囱,被认为是中国电影的经典创作。李多钰认为:“这种手法更加遮盖了它的教育性质,实际上,美国和中国都有许多国家主义的影视作品,它们虽然都渲染爱国主义教育,但美国电影不会对个人进行说教,而中国电影中的主角通常都是战胜了个人主义的小缺点,最后投身于集体主义的怀抱。”

“文革”开始后,文艺的模式化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50年代电影创作者为艺术性所作的努力变成了“400毒草”。样板戏和“三突出”理论的诞生,把典型人物的模式化塑造推向前无古人的高度,这种绝对的脸谱化、模式化带来了“鳏寡孤独”的主角模式。

特型演员的怪圈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导演开始尝试在电影中塑造领袖形象,这一阶段塑造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袖形象,获得票房的成功,但也随之陷入“特型演员”的怪圈。

关于中国的特型演员,李多钰觉得这种状况很值得讨论:“只有在中国,才那么注重形似的问题,乃至出现专门的特型演员。即使是前苏联,挑选领袖的特型演员也只是神似。”最有名的特型演员古月,在20多年里曾经80多次扮演毛泽东,他不仅五官酷似毛泽东,还长期保持身高、体重均与年长的毛泽东一致。

特型演员可谓中国电影在摆脱了“高大全”模式后陷入的另一个套,由此培养起来的观众观赏习惯至今难以消除。

重拍红色经典

中国影视剧热衷于对红色经典的重拍,是从2002年起形成的持续高潮,目前已经累计达数千集,虽然有些作品有粗制滥造的嫌疑,但仍然获得了不俗的收视率。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下,才诞生了“红色偶像”的说法。

在这股重拍热潮中,商业利益的驱动成为主流,在艺术上有所突破的作品实属凤毛麟角。以往的红色经典,制作精细,散发着巨大的艺术渲染力。相形之下,如今的重拍被评论界认为是“急功近利”之举,遭到诟病。这类重拍剧聚集了大量明星,作为票房和收视率的保障，甚至大胆采用了许多港台、海外青春偶像剧的制作手段。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一个个昨日英雄变成了屏幕上的“红色偶像”。

由此,影视界终于在政治化与商业化的此轮博弈中找到了新路。他们发现,“偶像”原来也可以是“红色”的。《恰同学少年》恰逢其时,它所获得的意外好评,终于让“红色偶像”脱颖而出——让当代青少年惊声尖叫的偶像，从此，也有了红色英雄,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奇迹。但这究竟只是一个个案,还是中国“红色偶像”工业初露端倪,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中国红色偶像的变迁

如果把官方积极倡导的人物统称为“红色偶像”的话,那么,追根溯源,红色偶像的塑造自古已有。自1949年以来,中国红色偶像的变迁史则更充满了历史大背景的多重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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