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警惕的是，王朔在甚么地方对价值标准进行挑战？更明确地说，王朔在从某种价值话语那里出走的时候，他是否真正走出了那个话语体系？很明显，如果说传统的价值话语是对现存的维护的话，王朔的走向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差异。而他所代表的大众文化也往往成为主流文化的一次回声。因为他的人物陷入了同一类的秩序，在那里外在的无价值掩盖了内在的价值取向，因为某种同质的、没有生命力的、缺乏个体性的行动最终是为总体性服务的。

正如《顽主》里为人民服务的三T公司，似乎采取了游戏的姿态，事实上却恰恰是作为社会的一个螺丝钉发生作用的，无价值感的表面变成了绝对的价值感，貌似的反叛化为赤裸的顺从。由此看来，于观和杨重可以说是披着痞子外衣的雷锋，用满口牢骚或俏皮话来表达忠贞，以不在乎的发泄来掩盖或平衡屈膝的羞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也同样涉及了具有内在道德性和谐的现象，而不是相反。一个浪子回头的陈腐故事，终结於对"广袤的国土"的"壮丽山川"的抒情描写，扫尽了任何"反主流"潜能。

描写对现存秩序的背离在这里是缺乏自省的，从而使整个背离的努力失去意义：因此，张明的回归并不出人意料。可以说王朔作品中两种似乎相反的层面(一种是对道德的矫情，另一种是对不道德的矫情)恰恰产生了同一类的功能，它们同样掩盖了真正的生存困境和现实威胁，用人造的、无个性的哭或笑代替内在情感和自我意识。暂时的对传统价值的游离成为极为做作的姿态，每每曲终奏雅，以妥协来取代所有的价值标杆。由於从一开始，某种轻佻感就陷在盲目的、自恋的状态里，王朔的痞子没有任何对价值秩序的压抑性的切肤之痛，因此他们并没有对现实提出真正的挑战，相反，即使那种被误认为挑战的因素也无非是另一种形式的投降罢了。

那么，从根本上说，连把王朔的小说称为痞子文学都有抬举之嫌，因为没有一个王朔的痞子具有真正的痞子色彩，他们仅仅是伪痞子。如果说痞子尚有对社会现存秩序的瓦解倾向的话，王朔的人物通过绝对的"玩"认同和妥协於他们所处的社会，"没烦恼"正是对受虐的一无所知甚至默许。让-热奈之所以被萨特称为"圣者"正是因为他触及了边缘人的存在境遇：这种境遇不是王朔的自鸣得意或自暴自弃的主人公所能想象的。当然，萨特的主体理论遭遇了自我意识溃败的困境；而王朔的无主体却成为对压制主体的外在体系的彻底默许。

实际上，王朔从来就没有反抗现实体系的企图，他仅仅反抗一切对现实的反抗：他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对文化精英的简单嘲讽绝不是自省的、批判的解析，而恰恰是站在现存立场上的捧哏式的帮腔(这大概是喜爱相声的王朔自我界定的角色)。这样，王朔的平民意识同一切蓄意的平民意识一样，无非是顺民意识而已。这种平民／顺民的特征是：无个性而仅仅是群体--三T公司(《顽主》)、海马创作中心(《一点正经没有》，不是王朔本人参加的那个实际组织)、"全总"(《千万别把我当人》)等等--中的一员，用诙谐的牢骚解除对牢骚之源的愤怒，以对传统的表面弃绝来维护传统价值，等等。这种平民／顺民的经典代表是阿Q.而可笑的是，王朔的众多阿Q们正被悖论式地表彰为当代社会中反英雄的英雄。

王蒙在一篇盛赞王朔的文章里(《读书》1993年第2期)倒是泄露了王朔的秘密："他把读者砍得晕晕乎乎，欢欢喜喜。……发泄一些闷气，搔一搔痒痒筋，到也平安无事。"这种平安无事当然是建立在下面这种滑稽的画蛇添足的说明上的：王蒙在括号里郑重指出王朔的流氓痞子们的犯罪或准犯罪倾向，不过，"(当然，他们也没有有意地干过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或严重违法乱纪的事。)"这两段话的综合意味在於：那种表层的不安定因素无非是让读者轻松发泄的机巧罢了。这样，王朔的人物可以等同于大众文化中的所有典型，即使他们有些人曾经"严重违法乱纪"。

的确，王朔的人物曾经作为社会边缘的畸形儿，扬扬自得地嘲弄着传统、道德和价值。然而这种选择几乎成为另一个版本的英雄主义：他们用肯定性的方式沉溺於对自身的信任中，以陶醉的方式对待历史的压迫，或者说，在受虐的同时通过自恋来获取快感。在确认王朔作品的反先锋性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指出这种用自恋来表达受虐的倾向。

王朔文化代表了价值观上的阿Q，用不得已的嘲骂来对付传统和现实的耳光，而在内心却一心想回到那个传统或现实中去。由此，我们就能毫无困难地把《渴望》、《编辑部的故事》、《顽主》、《空中小姐》、《千万别把我当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等看做是同一类型的作品，它们无不表达了一种对现实的认同，哪怕是试图发出嘲讽的声音的时候也只能落入贫嘴的窠臼中，被现实的体系彻底捕捉。从这点来看，王朔的命运也是新平民主义、新古典主义或新写实主义的命运：一种对"主流文化"的简单拒绝如果没有坚决从内部揭示那种文化的伤口，只能在它向外游离的实验中发现变成主流的一部分，变成现实的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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