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评人金兆钧那时候是老三届，正在北京师范学院上大学，他回忆说：“我的印象是1977年，那时候‘板砖’(即当时的三洋牌单卡录音机，因形状大小像一块砖头，故被称之为‘板砖’)还没开始卖呢，都是从南方转过来的大开盘带，1978年我第一次听到，当时的感觉是，这是谁的歌？真好听。有了录音机后，大家都在拼命地复制，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一个同学在‘倒’那盘告别音乐会的磁带，听得如醉如痴。印象最深的是《何日君再来》前面的那段告白，背景音乐非常好听。到1980年的时候邓丽君已经风靡全国了。”

邓丽君的突然流行没有任何征兆，甚至，在当时传播媒介和条件不完善的情况下，她仍能如此流行，这本身就是奇迹，这也恰恰说明了人们对邓丽君的喜爱程度。

金兆钧当时在学校是个比较活跃的文艺分子，于是学校领导找到他，“既然邓丽君影响很大，你要不办个讲座给大家讲讲”。那是1981年的事情，于是金兆钧连着讲了三次，把他当时对邓丽君和那些流行的歌曲了解到的内容都说出来，他说：“快到年底的时候，北京团市委召集大学生代表搞了一个座谈会，专门谈邓丽君。那时候还挺开放的，不是为了批判她，就是听听大学生的反映。我在会上说了很多，后来《音乐周报》编辑把我留下来，让我写一篇关于邓丽君的稿子，这是我写的第一篇流行音乐评论。”

那次座谈会去了二十多人，学生们的反应也不一样，大都觉得挺好听的。金兆钧记得当时印象中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言辞，团市委和文化局的人也没什么引导和诱导。这次座谈会，也仅仅是上面对下面的了解而已。就在当时，一些老音乐家开始批判邓丽君，批判的焦点基本上是围绕着她的一些歌曲内容比较灰暗、颓废，还没有上升到一个政治层面上。后来有人开始质疑《何日君再来》，对这首歌的主题指向究竟是谁提出质疑，当时《北京晚报》的编辑刘孟洪曾专门撰文，为这首歌辩解。金兆钧说：“《何日君再来》从情绪上讲比较颓废，但是这首歌只要听上几遍就会唱，到现在电台仍不让播放这首歌，这牵扯到历史上三四十年代的时候音乐观上的冲突。改革开放，这些东西就要重新出现，争论就来了。”

1979年北京有个西山会议，当时的焦点就是邓丽君是靡靡之音的代表，黄色音乐。会上，张丕基、王酩都挨了批，就因为他们的歌曲写得像靡靡之音，李谷一的《乡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为受批判的典型。直到几年后，李谷一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乡恋》风波”才告一段落。稍后几年，港台歌星开始出现在电视上，虽然一些人认为张明敏在唱法上有问题，但是题材上好一点，还可以忍受；奚秀兰为什么能上春节晚会？就是因为唱的是台湾民谣。但邓丽君不一样，她唱的很多曲目都是三四十年代的，年纪大一点的音乐家都不认她，因为有些东西是由历史决定的。

邓丽君从一流行就带来了争议，今天看来，这种争议在当时还是很正常的，毕竟以当时人的普遍价值观和意识不可能对邓丽君这样的文化现象完全接受。

但是，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却不这么看，第一批接受邓丽君的人，肯定是追逐时髦、对新生事物好奇的年轻人。在“板砖”流行后，又出现了四喇叭立体声录音机，有些情景可以通过当时拍的电影中寻找到，如果来描述一些不三不四的小痞子的时候，一定要穿着花衬衫、喇叭裤、烫头发，拎着四喇叭录音机，里面装着8节大电池，在大街上晃悠。这些年轻人录音机里放出来的，大都是邓丽君的歌。金兆钧回忆说：“当时在北京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北海公园经常办舞会，后来被公安局封了，因为控制不住，人太多了，几万人，全在北海后门的那个山上。听音乐，听完了就跳舞，那时候听的主要就是邓丽君。”

“邓丽君带来完全不同的歌曲概念，70年代末粉碎‘四人帮’恢复了抒情歌曲的传统，但是恢复的是五六十年代的抒情歌曲，比如《九九艳阳天》、《我的祖国》。邓丽君带来的是历史上三四十年代的时代曲，从文化类型上看毕竟还是都市的东西，这东西在当年跟老百姓没什么缘，可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一听到它又跟那种建国后的抒情歌曲不一样了。尤其是当时二十多岁的人最敏感，觉得这才是属于我们的。”金兆钧说。

尽管邓丽君在音乐界受到了极大争议，但也是在音乐界，一些音乐家开始潜心研究邓丽君的音乐，比如配器、演唱风格。“我知道当时许多音乐家躲在家里听邓丽君，偷偷研究她的编曲。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些声音。邓丽君首先影响中国流行音乐的就是让很多人知道流行音乐的编曲是什么，很多电子声音咱们都不知道。”而邓丽君影响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确立了当时女歌手的演唱风格，就是所谓的“气声唱法”。在此之前，中国歌曲除了比较本色的民间唱法之外，还有一种介于美声和民间唱法之间的“民族唱法”，邓丽君教会了人们还可以用嗓音的另一个部位唱歌，即后来所谓的“通俗唱法”。金兆钧说：“第一批流行歌手百分之百地摹仿邓丽君，比如广州的刘欣如，北京的田震、段品璋、赵莉、王菲……”

邓丽君带动的不仅是流行音乐的启蒙与发展，也刺激了当时音像经济的发展，那时候听录音带是主要的文化消费内容之一，虽然那时候的一盘录音带5.5元，对普通人来说属于奢侈品，但仍然没有阻止普通人对它的消费。金兆钧说：“那时候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一年就卖掉800万盒卡带，一年一座大楼拔地而起。”1979年，内地的音像发行公司只有几家。到了1982年，全国就有300家音像出版社，基本上都在扒带子。扒带子在当时来说就是一个学习、培养的过程，这些人就是在一次次的“扒”中逐渐掌握了流行音乐的创作、表演规律。

最后，金兆钧说：“邓丽君确立的音乐形式还是很传统的，是大部分中国人都能接受的。中国早期流行音乐的写作，对整整一代的创作者起了重要作用。另外我个人觉得，她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是因为她是30年代以来一直到60年代音乐的集大成，她挑的都是历史上被证明是最好听的歌曲，她的唱法也是30年代以来唱法的集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