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行的高考制度，实际上与古代科举制度并无本质区别。这套制度是单一中心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社会趋向多中心的趋势，可以预料，被人们奉若神明的现行高考制度的瓦解，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科举考试乃是一种特权分配机制

官僚制度及相应的考试制度——即科举制度，乃是君主专制时代的产物。科举制度显然具有某种形式上的平等性。众多论者都已指出，封建制下，人与人是不平等的，因为存在等级秩序。而在君主专制下，人人在君主之下平等，没有人享有特权。

但在封建制下，人是自由的，因为人并不受领主的意志支配，而是由“礼”或者“习惯法”所支配。而在君主专制制度下，除了皇帝，所有人都丧失了自由，尤其是人身自由。君主专制下的形式上的平等，遮掩了一个比封建制下的不平等更可怕的绝对不平等：君主与所有其他人，官僚群体和平民群体的天壤之别。另一方面，官僚群体享有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封建制下领主的权力受习惯法(“礼”)约束，即使对封臣也没有生杀大权，但七品县官就可以随意杀死商人、平民，而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因为，他在执法时代表的是皇帝，而没有人能限制皇帝的权力。因此，担任官僚即获得了包括随意杀人在内的全部特权。这就使得科举制度具有致命的吸引力。

由科举制度所维持的中国式平民政治，让每个平民在忍受权力之肆无忌惮之时，时刻幻想着自己通过智力游戏获得分享特权的机会。因此，科举考试乃是一种特权分配机制。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教育改变命运”，其意思也不过是说，教育给了一个平民分享特权的机会。

高考打上了科举的烙印

中国开始近代化之后，科举制度就走了下坡路。原因在于，正常的近代化必然意味着社会治理的多中心化。

尽管近代民族国家发育成熟到一定阶段后，出现了一个相当庞大的行政体系，因而在19世纪西方各国纷纷建立起文官制度。但是，这个文官体系却只是多元的治理结构中的一个而已。近代宪政主义框架下的政制结构、国家——社会关系、及社会内部，均具有多中心治理的倾向。也因此，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成熟，并没有重复秦之后中国的老路，出现科举制度。

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单一中心的治理模式下。在我国，个人财产权被全部取缔后，一切人的生存都依赖于权力的分配之手。也因此，一切人要改变命运，甚至哪怕为了生存，也都依赖这种权力。通过高考，乃是成为干部、拥抱权力的一个重要渠道。

同时，计划体制剥夺了人们自由进入城市、进入现代经济部门的自由。所以，即使不想获得权力，而仅仅要进入城市、进入工业企业、以增加收入的人们，也必须参加高考。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高考是一种身份科举制，通过这种考试的人获得了分享国家给予的权力和高额收入、高额福利的身份。这样的高考制度，当然对于人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不过，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之后不久，促使其瓦解的力量就开始逐渐发育了。

财政原因正是8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改革大学生分配制度的根源。70年代恢复高考，每年使大量人员具有“干部”身份，而这种身份意味着政府必须配给其权力，或者最起码配给一个有保障的工作岗位和福利。但是，这些岗位都不可能无限供给。到80年代末，政府再也无力为所有大学生提供官僚岗位，甚至连国有经济部门的就业岗位也不能提供。

所有这些改革，让干部的身份红利有所减少。此时，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趋向于多中心发展。反过来，这样的高考也不再具有神圣的意味了，上大学本身也不再格外地让人羡慕。社会上几次形成了“读书无用论”的议论。请注意，此处所谓的“用”，乃是指读书的当官之用，获得特权之用。

近些年来，大学毕业生热衷于报考公务员，与以前的干部下海，恰成对比。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相对于80年代，90年代以来，政府的控制权力又呈现出强化的趋势，所谓的福利制度改革由于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操纵，反而增加了干部的福利收入，权力主导经济的模式也为官员提供了获取灰色、黑色收入的方便途径。尤其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导致干部的特权性质加重。这些因素使得干部再度成为特权的载体。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考出现了再科举化的倾向，比如民众对于高考的形式公平的高度关注——这种关注之强弱，恰恰可以作为衡量高考科举化的一个指标，高考的特权分配功能越强，人们就越是重视高考的公平，因为高考的红利特别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