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省东莞成为新闻舆论热点，先是童工事件，接着是向市民发“红包”之意。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让人不能不扯到一块儿想，这一想还真是应了那句话“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互相联系着的”。

去过东莞一些电子厂、服装厂或其他工厂采访或参观的人们都印象深刻，在那么大的噪声隆隆中，一排排十几岁的姑娘小伙一个钉一个铆似地在生产流水线上忙碌不停，一天下来累得够呛，时间一长很容易落下各种职业病。

可以说，正是这些外地打工妹、打工仔靠着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支撑着东莞市的经济发展，若说首功之臣非他们莫属，尽管他们收入低微，但工厂主和东莞市财政收入却主要是他们创造的。东莞目前有户籍人口170多万,而常住人口则有800多万，这630多万的外来常住人口中，绝大多数无疑是全国各地的打工仔、打工妹。

当然，这些人之所以背井离乡、抛家别舍前来东莞打工，是因为来打工比在家乡受穷要好得多，这是中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一时无法逾越的障碍，也是东莞童工事件中四川凉山小学生被黑工头拐骗到东莞来做工的本质上的原因。反观东莞当地人呢，由于面向外来打工者的房屋出租收入颇丰，加上集体企业或集体经济收入方面的分红很多，根本没有生活之忧，也用不着辛苦工作。不少东莞本地青年，不工作，天天东游西逛，吃喝玩乐，还无事生非，学坏，抽烟、喝酒、打架，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和家长忧心忡忡的一大社会问题。

虽然不能说东莞本地人对东莞的经济发展没有多少直接的贡献，但事实上确实难以否认这一点。这是没办法的事，谁让人家出生在靠近香港的沿海地区呢，反正外商就是喜欢来这样有地利之便的地方设厂开店，而不愿意到中国更多的偏远地区去投资，而内地和偏僻地区的年轻男女只能不远千里来东莞打工，心甘情愿地“享受”工厂老板们的“剥削”，只为了获取比在家乡累死累活也挣不到的那份相对高一些的收入，这固然不能称为人间悲剧，可离喜剧的境界也相去甚远。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东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志庚，其“受澳门启发”向市民发红包(临时生活补贴)的动议是好事，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是不是也别机械式地照搬澳门的做法，即别给本地户口的居民发得多而给外来务工者发得少，毕竟外来务工者是创造东莞市财政收入的主体，离开了他们，不光东莞市难以得到这么强劲的经济发展(有报道说东莞市年GDP三千亿富可敌省)，而且本地居民将不可能得到房租和分红等“食利性收入”，所以应该给他们以必要的“回报”，这等于一方面感谢其对东莞市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是雪中送炭，因为这些低收入的外来工，对CPI的上升更为敏感，而具有天然优势、多系“不劳而获”的本地居民，你发不发给他几千元、几百元钱，根本不会在乎，本着“好钢用在刀刃上”的原则，这红包也应该主要面对低收入的外来打工妹、打工仔。

东莞出现四川凉山(也许还有其他地方)被拐骗来的小学生童工，作为工厂主或当地劳动管理部门难辞其咎，温家宝总理已经要求严肃查处。东莞市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提出向市民发放“临时生活补贴”(俗称“红包”)以应对物价上涨，同样引发社会舆论的关注。从童工事件看红包之议，不禁让人浮想联翩，既思考东莞过往的经济发展动力，又联想到社会公平。因此，东莞市要发的CPI红包，应该首先考虑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而又亟需雪中送炭的外地务工人员，而非已经富得流油、坐收渔利的当地居民食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