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10日电 题:一个人的天安门

新华社记者 仇琳

天安门对不同的人而言意义也不尽相同。对许多西方人来说，天安门会让他们想起中国古老的历史，以及这个国家惊心动魄的大事；对于大多数中国人，天安门是祖国首都北京的标志；而对44岁的解放军军官闫树军来说，天安门就是一种“瘾”。

“我对所有和天安门有关的东西都上瘾。”闫树军说。

闫树军在北京工作。几乎每天晚上，他都会熬夜到凌晨3点，“游荡”在各个拍卖网站之间，寻找与天安门有关的物品。

闫树军90年代初开始对收藏与天安门有关的物品产生兴趣。现在他已经拥有两万多件藏品。藏品中有天安门照片，以及文件、书、明信片、结婚证书、毕业证书、粮票、火车票、烟盒、花瓶等涉及天安门的各种物件。每到周末，他都会去旧货市场，甚至穿梭于全国各地的拍卖场所，寻找目标。

如此痴迷，闫树军自然没少花钱。收藏耗掉他大部分工资和多年来编写出版的32本书，及在文学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全部稿酬。

天安门始建于明朝1420年，是作为封建帝王皇宫达5个世纪之久的紫禁城的入口。闫树军的天安门情结可以追溯到1971年。

那年，闫树军6岁，刚上小学一年级。“我们第一课学的就是‘毛主席万岁’。老师告诉我们，毛主席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生长在河北遵化的闫树军当时并不理解那些话的含义。“我自己想:天安门在哪儿？北京在哪儿？什么时候我可以见到毛主席？”

1976年7月28日夜，唐山发生7．8级的大地震。睡梦中的闫树军被父亲从床上拉下来，捡了一条命。几天后，解放军向他所在的县空投物资和食物。闫树军至今依然记得县长当时的话:“毛主席派解放军给我们送吃的。如果我们干得好，就可以去北京见毛主席。”这又一次加深了毛主席在闫树军心中的印象。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我当时觉得特别迷茫，想见的人没了，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干吗。”

和许多其他同龄人一样，闫树军在学校为毛主席举行的追悼会上痛哭流涕。但他安慰自己:“毛主席走了，天安门还在，毛主席像还挂在天安门上。”

于是他参加高考，受挫后又参军，然后想方设法留在北京，想离天安门近些、再近些。1988年10月6日，闫树军第一次站在天安门前。“我庄严地行军礼，然后足足凝望城楼半小时。”

天安门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宏伟、威严，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则更加慈祥”。他甚至嫉妒身边那些在天安门前拍照留影的孩子。“他们多么幸运，这么小就可以看到天安门。”

那一次，闫树军特别选了一家在天安门广场南端的旅馆住宿。第二天，他根本没出屋。他要看晨曦中的天安门、黄昏中的天安门、暮色中的天安门、星光下的天安门。“我一天没怎么吃东西，不觉得饿，就觉得天安门怎么看都看不够。”

1993年，闫树军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后勤指挥学院。在校期间，他广泛阅读地方志，研究北京和天安门。他意识到现有作品远不能满足他的研究时，便开始自己编写相关书籍。

在闫树军眼里，天安门既“接纳崇高”又“不拒绝平凡”。

他说:“从1949年到1966年，人们在天安门有很大的自由。”他收藏的照片里就有一幅记录了1953年儿童在天安门前放鞭炮的场景。他也注意到，今天的天安门正被赋予更多的政治意义。不过来天安门广场的人也更多了

在闫树军心中，天安门始终是一个“圣地”，他也因此执着于收藏，“把我知道的关于天安门的一切传播给那些同样感兴趣的人。”

多年的积累练就了闫树军一副好眼力。随便拿一张天安门的照片给他看，他都可以根据其中的毛主席画像判断出照片拍摄的大致年代。

闫树军最珍贵的一件藏品就是1966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7周年时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天安门金水桥前席地而坐观赏烟花的照片。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7年的著名摄影家钱嗣杰为闫树军的收藏所感动，将照片送给了他。

而一个“文革”信封则让闫树军颇费周折。信封上的图案是一个手持望远镜的小孩站在巨石上遥望天安门，令他联想到儿时的自己。闫树军听说沈阳一位藏家手中有这样一个信封时，当即坐火车去想买下，但被拒绝。回北京后，信封成了闫树军的一块心病。“我真的就像上了瘾一样，只要见到了，就想要。”

几个月后，闫树军又去沈阳找到那位藏家。这次他以自己较喜爱的一个印有天安门的火柴盒作为交换。最终，那位藏家被他的诚恳和执着打动，不但把信封赠送给他，两人还因此成了朋友。

闫树军的藏品自然也吸引了不少买家，但都被他拒绝。他说:“只要是和天安门有关的藏品，到我这儿只进不出。我收藏不是为了赚钱，我也绝对不会用我的藏品来卖钱。”

近期，闫树军专注于收集1949年至今的民间天安门影像，计划每月收集一张，共集720张，出一本书。他说:“找伟人在天安门的照片不难，可找平民的就很难，每年的每个月份找齐就更难。天安门是伟大的建筑，也是属于全国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