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距1911年的辛亥革命100周年还有两年。可以说，这60年是上述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历史的一部分。回顾60年乃至100年的历史，可以让我们更明确地意识到今天所面对的问题以及要努力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前的总体性危机

在绵延近两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多次改朝换代而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不变，原因就在于朝廷、贵族-士绅、民众三者之间基本关系的稳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因此，两千年间，皇帝的姓氏在变，但社会的制度与结构却相对稳定。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能持续两千多年的谜底。

但从晚清末年开始，维持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的基础条件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侵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西方近代文明的传播及新式学堂的创办，特别是科举制本身的衰败及最后被废除，原来作为社会中间层的最主要部分——士绅-地主集团，开始沿着四个方向分化:一部分转变为近代工商业者，一部分转变为近代知识分子，一部分转变为新式军人，还有一部分仍然留在农村的，后者大多成为土豪劣绅。这实际上意味着维系中国传统社会两千余年的“国家-民间精英-民众”三层结构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的分裂与解体。

这种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体制的解体，同时在更深的层次是社会结构的解组，即由于社会结构构成的变化，社会失去了自组织的能力。在中国近代史的最后岁月里，呈现给人们的就是这样一个政治解体与社会解组结合在一起的局面。对此，有人将其称之为“总体性危机”。此后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缺乏能定型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社会力量，社会制度缺乏内在的稳定根据。最终结果，就是频繁的社会动荡。加之帝国主义的入侵，社会正常发展的条件丧失殆尽。

从这种意义上说，此后的诸种革命与变革，都是对这种总体性危机的一种反应，是应对这种总体性危机的一种努力。

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际上就是应对上述总体性危机的结果。而这种背景也就决定了这个新的体制模式的品格。正因为如此，可将由应对总体性危机而形成的体制模式称之为一种“总体性社会”。

如前所述，总体性危机的特点是政治解体的同时伴随着社会解组。而我们知道，社会结构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这对于应对当时的总体性危机来说显然是远水不解近渴。因此，通过重建政治整合来实现社会整合的重建，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这样，到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这种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的总体性社会模式基本形成。

总体性社会是指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社会政治结构的横向分化程度很低，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意识形态中心高度重叠；行政权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整个社会生活的运作呈现高度的政治化和行政化的特征。

总体性社会迅速而有效地化解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总体性危机，频仍的战乱结束了，一盘散沙的社会被高度组织起来，强大的动员能力使国家快步走上经济建设之路。同时这也形塑了总体性社会的一系列特征:国家动员能力极强，但民间社会极弱，社会生活的运转只能依赖行政系统；缺乏中间阶层的作用，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中间缺少缓冲；社会自治能力差,中间组织不发达，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很弱；社会中身份制盛行，结构僵硬；总体性意识形态同时承担社会整合和工具理性的双重功能，由于功能要求的矛盾性,产生一种互相削弱的效应；缺少自下而上的沟通,民众的意见凝聚缺少必要的组织形式。

这样的社会体制，虽然有利于解决1949年前后中国所面对的以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并存为特征的总体性危机，并适应了早期的以扩大规模为基本内容的外延型工业化的需求，然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也就由此而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这种体制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改革成为必然的选择。

市场经济与社会初步发育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成为改变社会体制模式的重要力量。市场化取向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含义，是稀缺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即从行政化配置到市场化配置，原来国家垄断几乎全部资源的配置体制为资源拥有多元化的体制所取代。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由市场和社会支配的“自由流动资源”开始出现，市场和社会开始成为一个与国家并列的、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这不仅造就了社会发展的新动力，而且使得相对独立的社会因素得以发育。与此同时，由“政策允许范围内”构成的“自由活动空间”开始形成并不断扩展。可以说，在整个80年代，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催生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

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与体制改革所释放出的“自由流动资源”和所提供的“自由活动空间”相联系，社会正在成为一个与国家并列的、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而这种资源和机会的提供与交换，是以市场中交易的形式进行的；一个处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公共领域正在开始形成，自然的民间社会开始得到恢复，公民社会开始萌芽。这就直接意味着社会的重建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调整。

同时，以体制外资源的出现为基础，中国社会的中间层——社会精英开始重现。目前，这个社会精英群体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民营企业家，某种意义上也包括部分国企经营者。二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各个行业中的专家。三是地方行政精英，其身份是政府官员，理论上并不属于民间精英，但就目前情况而言，其主要特点更多具有地方社会含义，日益成为地方社区的代表人物。

体制模式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型。在整个充满生机的1980年代，社会活力迅速迸发出来。在分化与放权两个因素的作用下，工厂、机关、学校等社会单元，由于部分地获得自主性而开始成为社会中活跃的主体；在勤劳致富预期的激励下，人们用更加积极的劳动，为自己和社会创造着财富，甚至那些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人们，有的成了被称之为“个体户”的成功者；社会中的思想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自信；同时，多样性导致的社会的弹性也在增大。此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潜力释放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