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高瞻远瞩拨正航向

与日夫科夫等一代苏联、东欧共产党领导人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提出质疑，提出:总结历史经验，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又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可以说是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问题。它不单纯是从中国本身的曲折发展中悟出，更是纵观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悟出来的。因此，邓小平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一经明确就坚定不移。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中就有针对性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邓着重强调说:“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也不能动。”

1991年12月，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12月26日，苏联解体。就在苏联解体后仅20天的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启程南下，开始他一次历史性的南方之行。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邓是带着对中国改革开放极其忧虑、极其紧迫的心情上路的。

邓小平在沿途与各地领导人的谈话，中心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邓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再次阐述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道理。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的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由上可见，真正看透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各国失败的根本原因的，是邓小平。如果说，1989年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倒台，已经引起他的高度警觉。但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竟然也在一夜之间倒塌下来，这就不能不使邓小平产生一种紧迫感。也就是说，如果再继续对姓“社”还是姓“资”喋喋不休地争论下去，中国就会错过时机，以至导致改革夭折的危险。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邓小平这时何以采取这种不寻常的方式，大声呼吁。

中共十四大终于接受了邓小平的意见，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拨正了改革开放的航向。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之行，也以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载入史册。（徐水摘自《国史札记·事件篇》，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8月出版，作者林蕴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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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