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记忆:长治

年份典藏:2000年

2000年2月，吕日周任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之一，行走出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治政之路。

镜像纪念:以“压缩饼干式”的硬性方式强行变革，人治超越法治、争议施政。他们，留下了整治官吏的官场“恶人”形象；塑造了毫不手软的为官、治民形象。

10月，长治的夜格外安详，长治市区南端的“南广场”在地灯的映照下更显得气势磅礴，广场四周超过20米高的擎天柱和广场中央宽大高耸的青石台阶在夜色中显得厚重而伟岸。如今，2007年才竣工的南广场已经和长治建市初期建造的八一广场“地位”等同，它们作为长治的标志性建筑，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

2001年的12月，占地500余亩的南广场开工建设。

2003年2月，饱受争议的政治改革明星——59岁的吕日周卸任长治市委书记一职，随后升迁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离开长治之时，前来送行的群众围满了整个市委大院，面对如此场景，这位在长治开创了“强人治政”的“铁腕”书记饱含热泪。“泪洒长治”也成为吕日周在长治主政三年中最动情最难忘的一幕。

吕日周开启“人治”时代

提起长治，不能不提吕日周。吕日周与长治在一段时间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吕日周成就了长治，长治也成就了吕日周。

2000年的初春，长治街头还是一片冬日的萧条，已经在官场沉寂10年之久的吕日周上任长治市委书记一职。之后，这个只有300万人口的北方小城的名字开始频繁见诸于各大媒体。

当时吕日周面对的长治，是一个典型的欠发达省份中的欠发达市。1999年，该市在全国224个地级市中排名第156位，在全省6个省辖市中，其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绝对值三项指标分别排在倒数第一、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三。在他眼前的长治政坛，不良的风气像瘴气一样悬浮，使他焦急而愤怒:“作为长治的干部，看着长治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我们又怎能安步当车，不思进取？”

在《长治，长治一个市委书记的自述》一书中，吕日周记载了长治当时的投资环境:一个港商在长治一民营饭店用餐，因结账与服务生发生争执，结果被打。后该港商将情况反映到了相关政府部门，结果投诉石沉大海。后该港商又写信给吕日周，批评长治环境太差，港商表示以后再不会去长治投资。吕日周看到此信以后勃然大怒，“长治的企业是企业，外来的企业就不是企业了吗？长治连一个港商反映的情况都解决不了，还创什么环境，还创什么财富？”

吕日周开始默默告诫自己:“长治要长治，必须树大志!”

从“治懒”开始

治疗长治的“懒散”成了吕日周为长治动的第一个手术。

在他看来，是长治的懒散与无责任倾向阻碍了城市的发展。他决意从整顿公务员队伍、转变机关工作作风着手改革。“群众懒是由党员造成的，党员懒是由干部造成的，干部懒是由班子造成的，班子懒是由一把手造成的。懒干部造成懒环境，懒环境造成了长治的懒步伐。”

吕日周治懒的第一个手段是骑自行车下乡，长治新闻中心的岳峰主任说起当时骑车下乡有颇多感触，作为《长治日报》曾经的摄影部主任，岳峰跟随吕日周骑车跑遍了长治各个区县和各个村庄。

很多人不理解吕日周有车不坐偏找罪受，“两个轮子怎么也跑不过四个轮子，影响效率。”对于此非议，吕日周的回答是:“不了解基层和人民，我们怎么制定政策？制定出的政策又怎能起到积极效果？人民又怎能对我们满意？怎么会对我们共产党人和干部有感情？”

为了拉近干群关系，吕日周下命令全部拆除各单位各小区的围墙，市委大院更是随便出入，没有警卫，没有登记手续，任何老百姓进出市委大院如履平地，为此，吕日周还下令在市委大院里面安装了健身器材，于是，长治市民又多了一个健身场所。

用传媒治市，让吕日周的执政方针充满疾风骤雨。吕日周说，《长治日报》不能做老好人，不能谨小慎微，他明确要求《长治日报》要办成一张能够改良长治新闻空气和政治空气的“真正的报纸”，《长治日报》也被民间称作“长治大字报”。

“当时，长治的大小官员一上班先看的报纸不是《人民日报》，也不是《山西日报》而是《长治日报》，他们先看《长治日报》有没有点名批评自己，如果被点名，那就先准备写检查，然后再去市委、市政府做检讨。”一位长治市委的干部对记者回忆道。

争议吕日周

不可否认，吕日周的剑走偏锋给长治带来了积极变化。吕日周的“人治”不但没有像某些人所担心的那样拖累经济，反而使长治经济持续增长。2001年，财政总收入接近18亿元，比上年增长19.03%，为1996年以来增幅最大、增长最快的一年。

然而，现实中的吕日周充满争议。

“得了民心失去了官心”、“吕日周是个人英雄主义”、“对待下级简单粗暴”、“只抓环境不抓经济”，在取得成绩同时，这些非议也纷至沓来。

事实上，吕日周疾风骤雨式的改革在山西原平县时就有所凸显，现在官至正厅级、市委书记，人也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吕日周仍被一些人称为“不成熟的政治家”，也有人把吕日周称作为政治界的“唐·吉诃德”。

吕日周是擅长于理性思维的官员，但其工作方式往往被下级官员视为简单粗暴和一相情愿。也许，当他成为地方利益格局调整的决定性力量的时候，他最擅长的似乎就是破坏官场生态和固有的游戏规则。

山西学者、作家谢泳对吕日周的离开，不无惋惜。“吕日周是一个难得的有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情怀的人，在中国，这种人是有魅力的，但他毕竟属于‘前改革时期’的官员，在改革的初期自有其价值，但是现在看来，其局限性很大，对现代政治的洞察力不够。”谢泳说。

时光荏苒，三年过去后，随着吕日周的离开，长治的知名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2003年，在吕日周走后的几个月里，长治被评为“全国十大魅力城市”，长治走上了“温柔”路线，但长治的名字依然响亮。

中国经营报记者:周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