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山西网7月1日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身为地地道道山西人的贾樟柯，是当今我国影坛上的一匹黑马，他的几乎每一部影片，都能给人们带来惊喜和思考，呈现出新一代电影人有别于传统创作的思路和审美取向，作为第六代电影导演的领军人物之一，他这种特立独行的品格和对电影的另类阐释，令人感到温暖。——编者

贾樟柯简介男，生于1970年，山西省汾阳市人。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电影理论专业，从1995年起开始独立电影工作。他被称为是“亚洲独立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他编剧导演的故事片《小武》获得包括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在内的八项国际大奖。2000年，他的影片《站台》又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和法国南特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两项大奖。

贾樟柯以其作品内容的现实性、拍摄手法的独特性引起了国内外电影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跟其他第六代导演一样，“成长的青春”是他最为关注、最乐于表现的一个主题，无论是《小武》中无法实现身份认同而处于尴尬境地的小武，抑或是《站台》中为了追求理想而四处奔突的崔明亮等人，他们的遭遇都使其青春蒙上了一层灰暗的阴影。在《任逍遥》中贾樟柯延续了这一主题，给我们展现了山西大同两个无业、在社会上混的青年小济和斌斌漫无目的、百无聊赖的青春传奇。虽然说这是一部故事片，但贾樟柯通过电影这样一种可以直接再现本真生活的手段，展现给我们的不是情节，而是一种生活的状态、一种生命的过程，他让我们看到了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无法逃脱的“存在之轻”。

“存在之轻”首先表现为对日常生活中社会通行的价值观念的否定与反叛。影片中的斌斌和小济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一种抗拒心理。他们对未来没有长远的规划，也没有崇高的人生理想，失去了这些人生之“重”，他们陷入到一种无法承受的“轻”中。斌斌不安心于工作，他觉得自己是要成就大事业的人，按部就班的工厂生活不适合他，所以他得意洋洋地对女朋友说:“我把老板给炒了。”在主流意识形态眼中的不明智之举放到斌斌的口中，却变成了英雄式的壮举，这一行为本身就意味着他们对成年人的工作世界和责任王国的厌恶，社会体制与规范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压力与负担，斌斌通过这一幼稚的行为实现了他对社会体制的反抗。把老板炒了以后，当母亲责备他不去上班、一事无成时，斌斌则信誓旦旦地说:“等着瞧吧，别小看我！”话语中流露出一种毫无根据的极端自信，这种自信既是对父辈观念的一种蔑视与否定，也是青年人对自己无法确定的、迷茫未来的一个苍白无力的辩护。

小济也一样，没有工作，经常混迹于台球馆、小型美容美发馆、舞厅等休闲娱乐场所，生活对他来讲，没有责任、没有义务，有的只是消遣。在偶然的情况下，他遇到了当地的名模赵巧巧，追求赵巧巧于是变成了小济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他很真诚地投入了自己的感情与精力，但是这种爱情却已经褪去了传统观念中爱情的神圣性。小济之所以会追求赵巧巧，一方面是因为赵巧巧本人在当地特立独行，也是一个社会的叛逆者，跟他在思想上志同道合；另一方面是因为赵巧巧是有钱有势的乔三的女人，通过对赵巧巧的追求，小济实现了对成人世界的挑战与冒犯，进而实现了自己的身份证明。在众人的面前，小济向乔三很直白地宣布对赵巧巧的占有，这一行动不仅仅是对成人世界中的成功者发起了挑战，而且也意味着通过这一行动来确立自我的价值。

其次，“存在之轻”也表现在他们的精神领域里，体现为对生命的漠视和对自由的向往。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它对于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人类赋予生命以诸多价值和追求等“重”之意义，正是由于沉重，所以才变得可贵。但是，这种“存在之重”却是斌斌他们不愿意承受的，他们从“存在之重”中解脱出来，却在不自觉中陷入了“存在之轻”。在他们看来，生命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变得像影子一样没有分量。在他们的眼中，不仅生命本身没有意义，父母、责任、社会价值等同样也没有意义，有的只是对太轻的自由的追逐。斌斌厌烦母亲对他每天的说教，不愿意搭理她，彼此之间看不出有什么温情；小济跟他的父亲更像是两个陌生人，除了斗气和吵架之外，没有任何的情感交流。这两个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情感上有着严重的匮乏，他们在家里体会不到亲人之间的相濡以沫，也无法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斌斌只能在录像厅欣赏动画片《西游记》和任贤齐的歌曲《任逍遥》时获得暂时的安慰。孙悟空是斌斌羡慕的对象，也是他认同的对象，因为他“没爹没妈没人管，多自在”，而且孙悟空本领高强，这一切正是斌斌所向往的，也是他在想象中渴望完成的自我。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歌曲《任逍遥》中的豪言壮语在斌斌那里已经变得异常的感伤。在那样一个飞速发展的历史时期，斌斌体会到的是对社会的不适应与对未来的不知所措，《任逍遥》既是斌斌内心世界的一种表达，同时也是他的自我疗伤与自我安慰。在公安局的办公室里，斌斌靠在墙上歌唱《任逍遥》显然是对自己不幸命运的一种呼喊，他认为是社会体制或外在的社会环境压制了他的发展，终究有一天他会成为人上人，只是对这一天究竟何时会到来感到茫然。小济的自由观则是对庄子“逍遥游”的错误理解。庄子的逍遥游是指人在“无己”“无功”“无名”之后所达到的一种无拘无束、精神上绝对自由的人生境界，而在小济和赵巧巧那里却简单化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体现为对社会规范与体制的简单否定与反叛。小济说:他想要去西宁，听说那儿有枪，有了枪以后就谁也不用怕了。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小济他们的英雄事业就是对社会、对成人世界的暴力反抗，通过这种暴力的叛逆行为来确证自我存在的价值。这种思想的恶劣后果就是两人从混社会的“小混混”变成了银行抢劫犯。由此可见，抛弃了一切合理的社会价值追求之后所形成的这种“存在之轻”是“青春”所不该承受、也无法承受的。

纵观两人的经历，我们可以发现:斌斌和小济由谈吐粗俗、游荡街头、调皮捣蛋、对抗社会主流的“街头青年”沦落为抢劫银行的犯罪分子，外在原因在于缺乏社会的关爱、家庭与学校教育的正确引导，更重要的内在原因体现为他们抛弃了主流社会所坚持的各种人生意义与价值观念，固守着自己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与绝对自由的理念，以一种为了对抗而对抗的姿态挑战社会的主流，正是这种抛开一切意义、价值的“轻”最终使他们由灰色人群转变为罪犯。影片给我们展示了这些游荡于社会边缘的冷漠青年的生存状态，在他们充满了冷漠、暴力、挣扎与无奈的生活中，体现了一种得过且过、享受生命的欢愉、过度寻找快乐的非理性生活态度，以及背后所包含的“末日来临前狂欢”的颓废气息。青年是祖国的未来，青年问题是随着社会发展而日益凸显化的一个问题，贾樟柯的《任逍遥》给我们揭示了这些边缘青年所引发的一些社会性问题，引起了社会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它为我们研究当下的本土青年亚文化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来源:山西日报；□王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