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骨子里就不敢骄傲，因为确实知道环境多难，知道自己多渺小”

关于中国企业家的成长

《中国企业家》：周其仁教授说过，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结果之一是企业家阶层整体性的浮现与成长。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柳传志：中国的市场和劳动力资源还有很大发展潜力。我们还有相当大的人口基数，他们在向城市转移、变得更富裕的时候，会释放出更多的消费能量，这意味着中国能有一个自成体系的大市场来支撑经济发展；中国相当大一批西部劳动力还没有得到释放，我们价格较低的劳动力资源还可持续。而这两大潜力的发掘都要靠企业和企业家。打个比方，企业家就是阿拉伯数字的“1”：后面的“0”越多，中国的经济力量就越大，但如果前面没有一个“1”来带动，就无法成立。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国家把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民营企业蓬勃发展。30年以来，涌现了大量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他们不像国企那样有国家资源，但一样在大量竞争行业里跟跨国企业同行竞争，把中国的市场做大，形成了自己的一股力量。

《中国企业家》：那你怎么来划分这30年来兴起的中国企业家的代际？

柳传志：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时期，第一批企业家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文件里透出的新机会，意识到原来是可以做企业的。当时是个混沌的时期，跨国企业在中国也不能适应环境。通过进入市场后跟跨国企业的竞争，中国民营企业得以深刻理解企业管理。这些通过对政策变化、环境变化的敏感来致富的企业多数是做房地产、进出口投机、外汇生意的。后来中国有了股市，一些企业与个人又在股市上延续这种发展途径。

制造业起家也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另一类。最典型的就是浙江、广东东莞一带的企业，这些企业就是从小制造业起家的，一开始靠在减低管理成本的费用来扩大利润，产品质量也参差不齐，后来慢慢才走上正途。

中关村的一些企业，算作第三种类型。最早它们也是在计划转向市场之初，将高科技产品、设备进口回来买卖，随后自己通过技术的突破参与制造，实现更好的利润回报。联想应该属于这个类型中的典型。后起的一些如阿里巴巴、百度也是典型的第三类高科技企业，当然，它们属于新生代，不需要再经历联想创业之初那样的过渡期。

《中国企业家》：具体到联想，你认为联想的盈利方式从原始的进出口贸易转型到品牌制造乃至高科技，是源于天生的基因还是偶然性？

柳传志：没有偶然性。中国一些做企业的知识分子，包括我们在内，做企业实际是想体现人生的价值，而不仅仅是挣活命钱。就算做再小的一个企业，当发现自己有才能、有能力把一件事做好以后，会渴望追求更大的价值，于是往前走。我觉得我天生有这个基因。包括鲁冠球、马云、牛根生等企业家，我看都有这种基因。这种追求到后来演化成通过把企业做好，对民族、对社会做出贡献。

《中国企业家》：但是企业家传统在中国是一度被中断的，外界有什么因素影响到你，以至于一定要把这个传统继续下去呢？

柳传志：我想最有影响力的人还是邓小平。邓小平说可以通过改革让一部分人先走上致富的道路，我觉得这个给我们的空间很大，一下让我们觉得生活有了光彩和希望。邓小平展现了一个大人物的力量，他把中国带到了中国完全没想到的路上来。

第二个对我影响的是中国科学院，周光召院长在科学院里走一院两制的道路，给我们机会，希望我们通过科技改革把高科技变成生产力，这是给了我们竖了旗帜的方向。

还有我父亲，他都那么大年岁了（63岁去香港创办中国专利代理公司），都敢走，我可能也带有这种遗传性基因。

《中国企业家》：80年代初开始创业的很多企业家，在这30年中都以各种方式“消失”了，像禹作敏、牟其中、马胜利、步鑫生……，而你、王石、鲁冠球、张瑞敏这样“幸存”下来的，你自我分析“幸存”的原因是什么？

柳传志：有机遇的方面，更多的我觉得可能还是对政治、哲学、经济的注意。研究过历史的，就不会太张狂，不会在某一个局点上抓住不让。山再高大也千万别狂，当年我见过中关村一些狂的不得了的企业，到今天就不在了。

我们有一个说法，联想就像一个线路板，线路板上有1万个元器件，但如果每个元器件的寿命是1万个小时，线路板的平均寿命也就只有1个小时。说明什么呢？企业大了，事就多了。只有每个元器件的寿命都延长到100万小时，线路板的寿命才能是100小时。所以，企业所有成员都要谦虚谨慎、别在改革中犯致命错误才可以。人的目的不是光要活着，要继续往前走，就还得把这关系掌握好。

我觉得能做大事的企业家，会主动关心历史。就算我不做企业，我也有足够的兴趣去研究这些事——中国的近代史特别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历史和变化。我绝不是什么有“政治家”色彩的企业家，只是对历史、政治、哲学感兴趣，如果你做企业不研究这些事，企业本身会有危险。

我想新一代的、做大企业的人都会有以史为镜的意识。比如牛根生、马云、南存辉，他们对这些事也是很有研究，都明白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该说的事有没有弄得足够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