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王海第一次打假）

1995 王海 从此开始打假

正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利益诉求，使得一向张扬的王海，决定减少曝光，做个深沉、寡言的行动者

王海笑起来时毫不掩饰他下排门牙中的一处“门户大开”。牙，不是在打假过程中叫人打去的，因为他已经好久没有亲临打假现场了。“现在，咱们的工作主要是开会，知道哪儿有假要打，研讨一下如何去打。”

我的1995

“王海乃山东一农民。”这是王安在《25年》中写起王海的第一句话。王海却说 ：“我不仅是个农民，还是个加了引号的刁民。”继而，他笑称，刁民，是相对奸商而言。

这算不算“以恶治恶”？他立刻辩驳，“有压迫才有反抗。”继续解释说，“我真是被压迫最深的，说不定是有‘贱民意识’呢。”

王海认为自己成为打假“刁民”是很自然的事情。1995年夏天，因为“按捺不住的愤怒”，王海为12副“耳机”在北京街头四处“讨说法”。在现在的王海看来，和当时汹涌而来的伪劣假货相比，自己的投诉还是上不得台面的“区区小事”。

这“区区小事”还是有意义的：“1994年才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时还没构成社会热点，正因为有了咱这个事，才使它得到了关注。”

“咱这个事”的动力机制是这样建立的。1995年2月的一天，东城宽街的某家法律书店内，正自学法律的王海无意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第49条上，他瞪大了眼睛：“我国民事法律多年来的赔偿原则一直是损一赔一，而《消法》新规定损一赔二。”

“加倍赔偿当然好，最不济也得给我退货，无非损失点儿车费、时间。闲着也是闲着，就当是娱乐娱乐。”而假货嘛，反正到处都是。

3月25日，王海选中了北京隆福大厦二楼电讯商场。他“看中”了一副标价85元的“日本索尼耳机”。终于下定决心，买下两副，再火速查到东城区消协的电话。从王海得意的神情里我们可以想象，那天下午，王海顶着明晃晃的日头，像汤姆?索亚首次外出探险般正式踏上了打假之旅。

问了七八个人，拐了十多个弯，走了好几千米，才在一条不起眼的胡同里找到了正在翻建的东城区消协。除了眼前的沙土、水泥、灰尘，就是不见消协的人。无奈中，他给市消协挂了电话。

北京市消协的人告诉王海：要找消协投诉，得先把商品送到技术监督局去鉴定。

第二天，王海又在一条盲肠似的小胡同里找到了东城区技术监督局。但得到的答案却是：得去找市技监局。而市技监局的答复是：耳机要送到索尼公司鉴定，时间多长难说，市局要办的案子多着呢。不过，一般三个月之内肯定会有结果。

“做个鉴定要三个月，我一听头就大了。”他决定亲赴索尼驻京办事处。公司客户服务部很肯定地告诉王海：索尼公司的耳机产品中没有这一型。但拒绝提供书面证明，理由是：要是每个买了假索尼产品的消费者都来找，那我们怎么开展工作？

悻悻然离开的王海，一路上左思右想，得出结论：上工商局投诉。

“在跨进东城区工商局大楼时，我突然产生了计算一下这两天开销的念头。结果一算，包括住宿费、餐费、交通费等加起来已花去200多元。即使加倍赔我(170元)岂不还是亏了？赔本赚吆喝，没人愿意干这号傻事。”想到这儿，王海转身离去，回招待所找表弟大刚。

他让表弟去隆福大厦再买十副假索尼耳机。

又是一番周折后，过了一个多月，东城区工商局回复：索赔属于民事纠纷，工商局无权干涉，只能调解，并转达隆福大厦的意见，只退赔先买的两副，后十副属于“知假买假”，而且他们并非故意卖假，所以只退不赔。考虑王海耽误的时间和浪费掉的精力，对方愿意多付200多元补偿金。

王海硬在“知假买假”上较起了真。“法律从没说过‘知假买假’不赔。”于是，他当即拒绝这一处理意见，5月1日回到老家青岛。

“刚回青岛时，心里窝火。”王海找到了新的角色定位：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就是那老惦记打假索赔的“贼”。

“我想从这块切入，开个公司。这样，打假就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组织对组织的博弈了。”

1995年8月，《中国消费者报》以王海首次打假经历为例，发表文章《刁民？聪明的消费者？》，并在社会上进行广泛讨论。

这期间，王海也没闲着，他第三次来到北京。

王海说过，再次进京，他的一系列购假加倍索赔的要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但是，他的BP机上不时会出现“马上去八宝山”、“速到烈士陵园”等短信。“还有人在我索赔时当面对我进行威胁、恫吓。接到污辱、谩骂的匿名电话更是习以为常。”

1995年11月24日，北京天寒地冻，京城赛特俱乐部却暖意融融。那个“跑遍京城10家商场，专买假货、双倍索赔、赔偿金已近8000元的王海”，那个大多数人想象中“老谋深算、专靠损招儿发财的年轻人”，却头戴棒球帽、敦敦实实、楞头楞脑地在座谈会上大念《我的困惑》：“……我很困惑，难道我做一件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错了吗？”

“王海现象”自此火遍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