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票取消了，“白条”出现了

1993年农业大丰收，粮食总产9128亿斤，创历史最高纪录，为什么粮价还会上涨呢？

“粮食生产成本提高，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当时国内贸易部经济研究中心孟黎加刊文分析说，一个重要的背景是，1992年粮食收购期间大量的“白条”，让粮农辛苦了一年后收入无法兑现，导致粮农种粮售粮的积极性下降。

比定价低让农民感受更深的是“打白条”。1993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再“吃粮票”的代表委员中，就有不少人提出“农业危机”的说法，说农民有许多苦衷。因为1992年下半年来的6个月中，大量资金拮据的地方政府给农民“打白条”，许多农村地区出现了不满情绪。全国两会后，中央办公厅、国务院于3月19日发出《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

国务院明文规定，农民负担的费用每年必须控制在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以内。但《人民日报》却发现:益阳地区的农民1992年人均纯收入为646元，调查结果表明，农民负担人均为62.96元，占收入的9.75%，超过农民当年纯收入增长幅度的5.4个百分点。

“这是怎样一个不等式！”《人民日报》呼吁“站在农民的角度想问题”，并分析说“打白条”现象的重要原因是“集资摊派繁多”。例如，宁乡县东湖塘乡1992年建中心小学共投资90多万元，其中60多万元贷款和利息全部摊派到农民头上，人均50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6%。

当时，“人民的事业人民办”成为非常流行的一句话。政府部门和干部常常拿它做理由向农民收钱、派工；农民则抱怨说:“办不尽用之于民的事，收不完取之于民的钱。”

站在农民的立场看问题，让粮票退出历史的方式并不光彩，因为取代粮票的一度是对农民更加苛刻的“白条”。这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惨痛教训。

“白条”欠了钱，钱又贬了值

给农民“打白条”，是因为政策性的收粮资金不够，那么，钱都到哪里去了呢？

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目标后，全国上上下下忽如一夜春风来，冒出了无数个“新摊子”、“新项目”。银行里的钱滚滚而出，就像流水从决了口的大坝一泻千里。

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7000亿元大关，比上年增长31%左右。这其中，大量政策性农副产品收购资金被转移或拆借。据26个省市统计，从1992年初到1993年春，农村向县以上城市工业部门流出资金额高达524亿元。但是，到了农副产品收购旺季，资金却不能及时回笼，这是“打白条”现象的一个重要背景。

在“打白条”现象的背后，又是整个宏观经济的通胀格局。

北京市5月10日宣布取消粮票后5天，国家即上调银行利率1.19个百分点，显示中央对通货膨胀的危险的强烈警惕。手拎“菜篮子”的城市居民发现，高档进口家电一夜间上涨了千余元，国产洗衣机和其他家电价格也以20%、30%的涨幅往上蹿。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一季度上涨了15.7%。在“打白条”欠农民钱的同时，老百姓又感觉到手里的钱贬了值。

进入6月，领导人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是越来越严重。江泽民总书记6月2日在讲话中的用词是“萌芽状态”，15日改称“矛盾和问题”，19日则进一步强调“突出矛盾和问题”。朱镕基副总理自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原来的行长李贵鲜离职。银行开始把发放出去的贷款收回来。到7月底，就把拆借资金收回来332亿元，还增加了405亿元的储蓄。银行以此为储备，又可以发行几百亿元去收购夏粮了。国库券又有人买了，财政部不再找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股市也止跌启稳了。报纸上兴高采烈地欢呼“宏观调控初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