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蓝田县孟村乡民生希望初级中学，记者见到田菊利。

1985年，刚刚高中毕业的田菊利，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成为一名代课教师，这一干就是24年。

她虽然不是正式教师，教学成绩却非常突出，所带班级英语考试总是名列前茅。她成了学校公认的骨干教师，现在是学校初三年级英语教师并兼全校英语教研组组长。从教以来，田菊利曾多次获得校、乡、县“教学标兵”、“优秀教师”、“教学能手”等称号。

但她的工资少得可怜。从最初的45元，涨到现在的120元，加上学校给她发的补助共有400多元。“虽然我每月的工资只有公办教师的零头，但我就爱这一行。”

丈夫曾劝她别干了，她却说:“我钱是挣得少，但精神充实、快乐，这份感觉就是我的财富。”有人问她:“你工作这么出色，带的班级老考第一，为什么一直没给你转正？”提起这些，田菊利很难受。同时，对于前景，她心里一直很忐忑。她说:“如果被清退回家咋办？我教了24年书，看到教过的学生有出息，就特别有成就感。我干这行得心应手，回家以后我能干什么？”

田菊利说，真希望能继续干下去，学校也希望她能留下来。“希望国家对我们这些教龄长的代课教师出台相应的政策，让我们能在教育事业上继续发挥作用”。

李小锋:“真想在讲台上待一辈子”

位于秦岭深处的蓝田县九间房乡柿园子村教学点，离镇上8公里，离县城40公里。这个教学点现有15名学生，分为一至五年级，代课教师李小锋是这里惟一的老师，已从教17年。

1992年，高中学习成绩优秀的李小锋因家事没能参加高考。这一年，村小学惟一一名教师嫌工资少辞了职。因为李小锋是当时村里学历最高的人，村干部就找到他，希望他试教一年。于是，他成了村小的一名代课教师。当时，他计划一边教书，一边准备参加第二年高考。但试教一年后，乡上还是派不来公办教师。于是，他便在村小学继续教书。就这样，事情一年一年地延宕下来。

1997年，就在母亲催促他办婚事的时候，未婚妻却提出退婚。她说靠李小锋的工资根本没法养家糊口。一气之下，李小锋跑到西安打工。那年秋季开学，乡里为村小调派了一名公办教师。但村民们认为这个教师对工作不认真负责，商量后，村支书跑到西安找到他，求他再回来教书。李小锋说，当时，他看到西安城里的孩子们能高高兴兴上学，就想:不回去吧，村里一些孩子就得一辈子放羊；回去吧，连终身大事都解决不了。考虑再三，他还是决定先回去一趟看看再说。但回到村里那天，所有的家长都站在学校里等他。有的家长说:“你嫌工资少，我们给你增加。”有的说要发动全村人给他找对象。他被感动了，再次拿起教鞭，踏踏实实地教起了书。

2007年9月，李小锋调到乡中心小学任教。在乡中心小学他只教一门语文课，比起教学点的复式班教学来说，工作比较轻松，每月工资也涨到200多元。

但去年9月，柿园子村的学生家长又找到李小锋，说是他走后，新来的老师不太适应复式教学，希望他能回村继续教孩子们。于是，李小锋又回到了柿园子村教学点。这样，他的工资又降到了150元。

17年里，李小锋共送出100多名学生，其中10人考上了大学。学生逢年过节来看他时，是李小锋最幸福的时刻。他说:“农村一个孩子走出去，就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我教的学生成功了，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对于国家逐步清退代课教师的政策，李小锋说:“我理解，国家的思路是对的，为了提高农村基础教育的质量。但希望国家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不要‘一刀切’。如果有可能，我真想在讲台上待一辈子，教出更多更优秀的学生！”

代课教师:岂能一清了之

陆建芬，41岁，四川省甘洛县乌史大桥乡代课教师，19年坚持在海拔2700米悬崖峭壁上的二坪村小学教书，每个月收入200多元，家中两个孩子上学，欠债近万元。2009年初，陆建芬和丈夫——二坪村小学校长李桂林一起，当选为“感动中国”2008年度人物。

代课教师群体恶劣的工作环境、微薄的收入待遇，在陆建芬身上体现到了极致。在她的身后，是20多万名默默奉献于贫困乡村、高寒地区、边远山区的代课教师。他们和陆建芬一样坚守，并期待着一个成为公办教师的机会，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代课教师:尴尬的身份 窘迫的处境

“代课教师”的前身是民办教师。2000年左右，全国各地通过转正或辞退等方式结束了“民办教师”现象。但此后，换名为“代课教师”的聘用编外教师迅速增多。代课教师产生的原因有三个:一是由于一些地方经济欠发达，尤其是基层政府财政拮据，导致教师有编不补，大量聘请报酬低微的代课教师；二是部分地区办学条件艰苦，本、专科毕业生不愿去，即使去了也留不住，别无他法，只有聘请临时教师；三是由于城乡教师编制标准存在差距，很多地方普遍存在城市学校超编与农村学校缺编并存的现象，造成一些区县教师编制不足。事实上，在一些基层教育主管部门看来，第二条原因最为重要。在环境特别艰苦的地方，公办教师很难进得去，留得住，土生土长的代课教师具有不可替代性。

因此产生的代课教师，有着工资低廉、吃苦耐劳、聘任手续简单的“优点”，并且为政府有效缓解了“农村教育投入不足”的难题。但这些，并没有使他们有一个明确的“身份”。2006年3月，时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王旭明说:“代课教师是在一个前提下走上教学岗位的，就是没有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正式认定，或者说他们是以不合法的形式或者不合规的形式存在的……”

无教师资格证书却执教三尺讲台，代课教师身份十分尴尬。不少代课教师曾经将自己的身份与民办教师画上等号，希望坚持教书能够得到一个类似“民转公”的机会。可到头来，尴尬的身份让他们不知何去何从。

身份的尴尬尚可忍受，待遇的尴尬，则让代课教师的生活陷入窘境。河北省平乡县平乡镇西闫庄小学代课教师周文昌月收入只有90元，却要供养智障的儿子、年迈的母亲和正在上高中的女儿；四川省宜宾县被解聘或即将被解聘及被迫离岗的代课教师向《半月谈》反映，代课一二十年来，他们的月工资只从20多元上涨到现在的450元；重庆开县敦好镇中心小学代课教师陈历春连续代课23年，工资从1985年的每月29元涨到2007年的每月300元……很多代课教师为了生存，不得不边当教师边干农活，利用假期外出打工挣钱。“站在讲台上是教师，离开岗位是农民”，代课教师被不少媒体称为“教师中的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