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接班人

每年的10月13日总有一首歌被传唱，在这首歌中，“接班人”这一命题被赋予了一个又一个少年时代。

对于浙江省温岭市中马集团的创始人吴良行来说，“接班人”问题也一直搅得他思虑重重。稍早之前，吴良行选择了女婿担任集团总经理，原因是认为儿子吴江“不够定性”。但在此后几年中，儿子吴江“被培养起来了”，吴良行又让女婿外出创业，让近40岁的儿子重新“接班”。

这是发生在民营经济重镇浙江台州典型的“富二代培养、甄选”历程。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是，富不过三代，历经了几千年的魔咒被反复验证。又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如今又真切困扰着近30年来造就的这一伟大财富变迁。

数据或许可以为这一时代命题提供新注脚:浙江省温岭市一份关于富二代接班问题调研显示，当地86.5%的家族企业尚未进行“交班”，今后3-10年内将出现“交班”的高峰，这些企业占温岭企业总数的79.6%。

对于正在接班的富二代吴江来说，他6岁的“富三代”女儿，已经让他颇费思虑:“我正在观察女儿的兴趣，不一定要求她往哪个方向发展。唱歌跳舞都行，但最好不要往演艺圈发展，做对话节目的主持人倒是不错。”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财富阶层的这一遗传学令人着迷。

如果再考察这些民营第一代财富创业者所从事的事业，如今也已成为中国制造金字塔体系最敦厚塔基，更面临自身开创事业的转型升级换代之选择。

这是过去三十年关于财富传说的新症候:作为一个阶层的崛起，代际转移或更迭，总是伴随着第一代创业者的雄心代代消减或者转化，这一过程也让当下中国如何消解财富魔咒显得越发意味深长。

“卖不了”和“不让卖”

这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

被打上“富二代”标签的胡晓平曾面临一个天人交战的选择。“我家里的厂子，有人曾想盘下来的，爸妈觉得价格不适宜，非要我回家接班。”胡这样告诉记者他所面临的抉择。

是时，胡晓平在读大学时创业的PDA省级代理，一年已有300多万的营业额了。

胡自问:何必回家？但我又是个孝顺的人。最后胡晓平还是选择了这个名叫温岭市预拌混凝土有限公司接班。

财富如果不交给家族里的下一代，民企可以选择的无非是这样两条路:将企业出让给“外人”、寻找职业经理人。

接班、出让、寻找职业经理人，这已经成为民营接班人三选一的必答题。

“很多企业对外出让，能卖的只有土地和设备，企业价值完全得不到评估。”温岭团市委副书记张正卫告诉记者。张正卫所在的温岭团市委对富二代接班问题调研了一年左右。

在“富二代”们看来:“卖当然卖得出去。但是上一代辛辛苦苦这么多年，一下子把它卖了肯定不舍得。”

一个现实状态是，作为浙江省综合实力“五小龙”之一的温岭市，制鞋业、水泵业产业链规模在全国数一数二，但这些企业，多数规模在年产值500万-1000万之间，利润也不过70万-80万元。

这样的一个企业群体境况其结果是，“小企业对外出让，能卖的只有土地和设备，企业价值完全得不到评估。”温岭团市委副书记张正卫对记者感慨。

一边是“小企业出让难”，另一边则是“大企业不让卖”。张正卫对记者坦承，“在这边，大一点的企业想卖也卖不掉”，因为“政府不愿意”。

在浙江省，不少上规模的民营企业，都在当地政府的“保护”下，互相进行了贷款担保。在这种“联保”模式下，有助于应对当下对民企的融资难问题，但是其风险也不容忽视:一家企业出问题，至少波及四五家企业。

“像飞跃，政府就极力挽救，不让卖给外人，一旦卖给外人，1000多人可能都要失业。”台州当地人士这样解释。

“前不久，温岭泽国镇有个企业也出了经营问题，我们也极力帮忙，以免波及和它联保的企业，或者影响就业。”张正卫告诉记者，正是出于以上两个考虑，在民企因各种问题面临“出让”时，地方政府仍要考虑“区域经济的全局（安全）”，尽量不让“外人染指”。因而在当地，民营企业想要出售并不容易。

不能出售，那就是选择职业经理人了，但这个市场的缺失，则更加凸显了民营企业“接班困境”。采访中，从政府人士、数位本不想“接班”的年轻富二代、到中马集团总裁吴江这样的“上一代”富二代，对此均深有体会。

“中国现在完全没有建立起来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我们从外面请一个人回来打理企业，他做得不好，去下一家还可以接着干，也没有诚信档案之类的制度可以约束他们”。这是当地民营企业创始人的一个感观。

被父亲培养起来，40岁才得以接班的吴江的另一番话语也道出了中国职业经理人群体的尴尬:“中国多数所谓‘经理人’自己还没实现小康，很难要求他们对企业很有责任。”吴江对记者感慨。

“接班”时节

出让不行，职业经理人也不行，那问题转了一圈，回到这个千年流传的谶语上:“富不过三代”，这一家族企业的成长魔咒。

全国工商联编制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指出，中国有300多万家私营企业，其中90%以上是家族企业。然而，只有30%的家族企业能够延续到第二代，能够成功地传承至第三代的仅占10%～15%。

“温岭和浙江很多地方一样，基本上是民营经济。”张正卫表示，因为民企对当地经济的决定性影响，几年前，当地政府就开始关注家族企业的“接班”问题。

2008年，温岭团市委在全市范围内，就当地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做了一组分析。

在随机调查的企业中，家庭企业主的年龄在35-55岁的占92%，平均每隔5岁一个层次各占总数的20%左右。

调查显示，86.5%家族企业尚未进行“代际传承”，企业将在今后3-10年内，出现“权力传承”的高峰，这些面临“交班”的企业占总数的79.6%。

现在，当地企业普遍没有意识到继任计划的重要性，仅有6.7%的企业具有较正式的书面形式的继任计划，并且62.3%的企业主认为自己年龄太轻，没有制定计划的必要。

温岭团市委就此写成了《关于推进我市家族企业顺利传承的建议》总结说:“这说明，企业主的继任计划制定意识非常淡薄，一旦企业主发生意外，许多企业轻则停滞发展，重则企业就此终结。”

此外，“就算定下接班人选，也要5年以上的培养”，张正卫告诉记者，在当地，不乏培养数年才定下接班人选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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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如何打破"富不过三代"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