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东指点着他现在居住的社区

国内某城市街头标语 李江松摄

身为中科院一名博士生导师，周伟东一辈子都在摆弄数学模型，却又对社区治理相当着迷。

他近20年的社区生活可以一分为二:前10年，寄居日本，体验过“真正的自治”，甚至，作为“老外”，还当上了日本社区自治会的会长；后10年，回国定居广州，正赶上中国住房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社区蓬勃发展的进程。

而眼下，他正越来越痛心于身为业主在国内的种种“遭遇”:

物业费要从每平方米0．8元涨到1．20元,物业公司却不打算听听业主们的想法；

开发商想改变规划，准备铲平街心花园，同时在所有业主的脚下新建一个地下停车场，却不担心此举会不会挖断整栋楼的地基；

“不能再忍”的业主们试图成立业主委员会，以维护自身权益，却遭受着来自各方力量的百般阻挠，迟迟不能建立。随着利益的分化和时间的推移，业委会筹备小组内部也出现矛盾，最终“作鸟兽散”……

目睹了这些混乱的社区现状，周伟东不由想起自己10多年前在日本担任类似业委会主任的经历。今年8月底，这位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员，花了一整晚的时间，把这些陈年旧事一股脑儿地写了出来，贴到“天涯社区”。没想到，很快成了热帖。

有人跟帖感叹:“早在10多年前，日本的社区就已经如此和谐，值得国人反思，学习和改变。”

有人不解:“中国人很勤劳，隐忍，能吃苦，为什么在现代社区的幸福感反倒不如过去的乡村或四合院？是制度不健全还是我们的文化有缺陷？”

在周伟东看来，自己回忆的其实都是些平凡的小事。问题是，这些小事背后的价值观和行事准则却是国人很难遵守的。

“看似平常的社区治理，最初可能只是维护业主的权益，进而可以上升到民主议题的讨论。”周伟东是如此看重社区的公民自治，因为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一位社会学家的提法，“小小的业主委员会将成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先声”。

“日本是鰯文化，没有头儿照样能转起来”

周伟东于1989年前往有“日本硅谷”之称的筑波市攻读博士学位。几年后，他和妻子搬到一个名叫“松代三丁目”的社区。在那里，他第一次知道有小区自治会这样的组织。

后来他发现，这类自治会，既非营利的公司，又和政府机构毫无关系，只是居民自然形成的自治组织，却同时拥有类似中国的物业公司、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等多项权责。

不过这位26岁之后才走出国门的研究生还是延续了固有的行事习惯——对工作和学习之外的“俗事”漠不关心。

“我虽然在小区住了多年，却很少参加自治会的活动。”周伟东笑着说，他只是有时候暗自好奇，为什么小区能搞得那么干净整齐和有条理。“这或许就是日本人的素质吧。”他这么对自己解释。

1998年4月，自治会举行换届大会，周伟东和以往一样没有出席。第二天，他在实验室里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周先生您好，我是松代三丁目自治会原会长。”对方很有礼貌地说。

“有什么事吗？”周伟东有些尴尬，以为对方是来责备自己无故缺席的。

“昨天您不在，我们举行了抽签仪式，您当选了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