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到中英街购物的民众。
1979年4月，中断30年的港穗直通火车再度通车。港都麦理浩主持通车仪式。
4、边防管理过宽引风波 证件批准签发公社管
本报曾报道，1961年8月底开始，在宝安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的带领下，宝安县曾对外开放，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边境管理相对宽松，为什么在6个月之后还会发生逃港风波？
李富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详细分析了这次发生逃港风波的原因。他说，全国那几年普遍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当时的经济工作政策存在一些错误，粮食减产，生活困难，部分地区群众吃不饱。4月份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候，一些群众失去克服困难的信心，盲目地认为逃到香港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外流人员中大部分是因经济生活困难而外流的，特别是广东惠阳、海丰两县。
宝安县公安局事后调查形成的《宝安县有关外流情况综合材料》显示，1961年8月底，宝安县实行的对外开放，放松边防管理，是这场逃港风波的主要原因。
放松边防管理为解决群众的生活、生产资料，促进生产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当时边防管理制度不完善，一些政策放得过宽，出现漏洞，如边防证件批准签发权下放给公社，公安业务部门抓得不紧，控制不严，管理不到位，造成混乱。后来边防部队撤消了相当部分的沿海口岸警卫检查岗哨、对沿海沿边一线控制不严等，造成边防管理松乱、有边无防，给外流造成了可乘之机。
当时，宝安县一些公社对开放政策宣传不彻底，一些群众也跟着外地群众逃港。宝安县公安局当时的统计显示，宝安县坪山公社1962年4月20日至5月12日有897人到香港，但大部分发生在5月7日贯彻放宽边防政策之前，7日后，宝安逃港风波迅速平息，所有到港群众按期返回。群众说:“你边防放宽政策早贯彻，我们心中有底就不会走。”
李富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当时宝安实行宽松的边境政策只对宝安县群众，其实这次逃港群众90％以上不是宝安县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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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尹安学
编辑：
傅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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