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立的办公室里，摆着一张蒋介石的标准戎装照，仔细一看，头像是他自己的。张国立说，这是第一次试妆的头像PS上去的。在电影中，蒋介石办公室、国民党会场悬挂的蒋介石标准像，用的都是这一张。

张国立说，给他的化妆很简单，仅仅贴了个胡子，剩下的，都靠他自己的表演。1945～1949年间的蒋介石体形清瘦，为了从外形上贴近，张国立进行了艰苦的减肥，减了16斤，几乎得了厌食症。

采访的时候，他不愿意谈自己对那段历史的看法，他说:“历史不是我们说的。”

记者◎马戎戎

这么多年来，很多导演，包括韩三平导演都认为我应该去大银幕上演戏或者导戏。我觉得我会去演电影，但必须是主角。

接到《建国大业》的邀请时，我正在拍戏，拍《铁齿铜牙纪晓岚》。他们说要拍一部反映国共之间从1945～1949年故事的电影，叫《建国大业》，让我来演蒋介石。当时我听了之后觉得没兴趣，第一，当时我认为，蒋介石的戏不可能是主要的戏；第二，我愿意演电影，但我想要演主要角色，而不是一般角色。

当时按照我的惯性思维，应该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是主角。蒋介石只是一方人物的一个代表而已。而且蒋介石这个人物，这么多年在我们的作品中是从没有得到过很完整的表现的。

我一看剧本，一看全剧和蒋介石有关的，有38场戏。38场戏在这个电影里已经是很多了。我看了剧本，看了之后还是不太想演，韩三平导演就让我来试一次妆。他亲自来了，我当时就觉得这事要重视了。那天我拍完戏，晚上很晚了，我们在飞腾基地《铁齿铜牙纪晓岚》的化妆间，秘密地试了一次蒋介石的妆。那一次感觉很奇怪，我当时正好是光头，贴上胡子之后大家就说我像蒋介石。其实我光头留着胡子的形象有很多，但从来没往这儿想过。韩三平当时在现场，我们架着机器让他看，还拍录像给他看，看完他就说“就是你了，就是你了”。

我当时想:“你别就是我了，我演不演还不一定呢。”因为演这个戏会耽误我很长的周期，我后面的戏都是满的，一个接一个。但是三平导演讲，国庆60周年是一个大生日，花甲不容易，咱们总是该有一个献礼的想法吧，母亲过寿，儿女总得有点表示吧。他说这话，我就没办法推辞了。于是我就开始接受了这件事，但接受这件事的时候我还在拍戏，就没把这件事放下来，所以我就开始让美术人员把蒋介石各个时期的照片和戏里反映的历史资料都给我，我开始偷偷地看了。

我年轻的时候，对蒋介石的印象就是拿着屠刀、裹着纱布、脸上贴着膏药、一条腿跷着、一手举着刀、屠刀上滴着血。“屠杀人民的刽子手蒋介石”，这就是我对蒋介石的印象。后来很多作品里也有蒋介石的形象，但总是脱离不了这个。蒋介石究竟是个什么人物，我脑子里面没有印象，没有关注过这件事。我倒是很仔细地读过毛泽东的传记，因为我们小时候都很崇拜毛主席。后来读了一些资料后，对蒋介石有了感性认识，我觉得他也算是一代枭雄。当然，他的个人魅力和他的领袖气质是绝对不能与毛主席同日而语的，到现在我也这样认为。尽管我演了蒋介石，尽管我看了那么多的书，我仍然觉得蒋介石和毛主席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两个人物。

人们都会喜欢问，你演蒋介石，你抓住他什么气质？其实蒋介石是一个经历很复杂的人，他的气质有很多面。1945年，经过抗战胜利，国民党内部各派各系已经基本上让蒋介石岌岌可危了，他的控制力开始减弱，国民党内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再加上国民党内部的一些腐败等问题，国民党当时已经失去了民心。蒋介石那时候开始认真思考他们自己在中国的位置，包括他自己在这时期的执政能力。我觉得蒋介石已经认为自己其实是无力回天了，所以从精神气质上讲，他有点落寞英雄的意思。他不甘，他不是没有能力，但他已经无力回天了。我觉得蒋介石那时候的感觉是这样的。

扮演蒋介石，比演一个皇帝要紧张。因为唐国强、刘劲、王伍福他们几个人的造型是完全按照真实原型去塑造的，而我不能做到完全按照人物原型去塑造，其实有一段时间，媒体在瞎猜，有些记者甚至煞有介事地写“他化妆要很多时间，他粘耳朵、粘鼻子”之类的，其实我除了粘一个胡子，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粘。

当时造型师们来试妆的时候，带了很多东西。他们开始时完全想按照蒋介石的样子造一个脸壳放到我脸上来，我当即就反对，我说，“要是那样子的话，你们不要找我演，我不会演”。我告诉他们:“你们打消这个念头，我非常不像，但我绝对不会粘任何一样东西来演这个蒋介石。”我说:“你们要相信，演员有几种方法来接近这个角色。还有一种是精神气质，我去领悟这个人的精神气质，我去感受他的时候，我让我的内心接近他，我可以做到。”所以，韩三平很信任我，在化妆造型上，我们没有用任何的技巧和方法。

我减肥，是因为扮演毛主席他们那边的演员像得让我害怕。唐国强已经演过十几、二十次的毛主席，刘劲演过更多次的周恩来，他们身上那种东西，不管是外形刻意地模仿，还是演员演戏的经验，他们演这些东西已经是轻车熟路了。当时我自己觉得，我内心上已经抓着蒋介石的感觉了，但是他们总是说我胖，说我不像，于是这种舆论对我来说有一个心理上的压力。他们总是说你瘦一点就像了。其实说实话，这和胖瘦一点关系都没有，只不过觉得从外形上要是瘦一点就更贴合人物。蒋介石那时候确实比较瘦，抗战胜利后，中国内政其实已经到了最艰难的时期，又紧接着打内战，他的状态那时候也不是特别好。但我们是演员，人们常说，这个演员演技特别好，演就是表演，技就是技巧控制，一个技术性的把握。所以我觉得，这无非就是塑造一个人物而已。所以一方面外形上他们给了我一个压力，另一方面我又告诉自己这不是压力，那时候内心有点拧巴，瘦了大概有十几斤。

很多动作都是我自己设计的。比如李宗仁竞选总统，当时我跟他说:你不要当总统了，我们两个都是军人，当了总统别人说我们是军政府。他回应:说不定我也能选上。当时我的反应是笑，但是从喉音里发出的笑——那是一种又觉得他不是和我同心同德了，又觉得他有点自大，所以从喉音里发出的笑。

李宗仁后来还是竞选了总统，而且当选了。他过来跟我握手，我的反应是不握手，客气地鼓掌。蒋介石是这样一个人物，这样的一个级别，他不可能直接站起来，说我不支持你，或者说你让我不爽。他用这样一个动作告诉李宗仁，我不高兴了，我并不喜欢你当选，但是又得客气地鼓掌。我又给所有的媒体、所有站起来鼓掌的人一个表示，因为当时支持李宗仁的人也很多，所以又要表示一个祝贺。我觉得这是这样的人物处理事情的一个特定的方式。

站在我张国立的立场上，我觉得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关系很微妙。我觉得宋美龄对他的控制有点过度，我个人认为，蒋介石有很多的悲剧其实也在此。我不认为他有些事情处理得是对的，我觉得他不具备当皇帝的气质。皇帝的气质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蒋介石有点优柔寡断。

我个人认为，蒋介石受宋美龄的控制有很多表现:宋美龄总是拿美国的事情来压他，一提就是美国方面怎样怎样。刚开始抗战的时候，苏联在控制中共和蒋介石，蒋介石摆脱苏联之后，一直在依靠美国，这和宋美龄有很大的关系。美国人觉得宋美龄是一个完全接受美国人的传统观念教育成长，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再比如他信基督教，他每天自己要写日记。内战是什么？一个政权和一个政权之间出现了竞争的时候，其实代价是生命。但他一直在做虔诚的基督徒的样子，就让我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很分裂——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基督教徒，那么这场战争就不要打。战争的代价就是每天都有生命付出，不论是哪一边的战士。

我觉得那个时期的人是挺怪的。但是你要问我为什么觉得那些人怪，我说我不知道。或者你问我那段历史你是怎么看的？我真的是不了解。因为我们看到的历史，我们没有经历过，我们都说的不是自己的感觉，所以真的是不了解。

我对历史是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们都说我们是中华民族，但中国内战时期，就是中华民族杀中华民族。那历史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让他们两个人带着两拨人杀来杀去？这也是我的一个疑问。

有时候我觉得一个演员谈到历史，谈到文化，谈到人文，我都觉得这话有点过，因为演戏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尤其是演电影，比演电视剧还好演，因为有这么多的手段和这么多人去帮助你，而电视剧就是靠生演。所以我很不明白为什么有些演员靠演电视剧成了名，反过来说我从此以后不演电视剧，因为电视剧没有科技含量之类的话。表演其实就是一个技术活。

电影里有一场戏，冯玉祥打着灯笼去见蒋介石，蒋介石躲起来了。蒋介石和冯玉祥是把兄弟，冯玉祥在他们把兄弟里面为大，只有冯玉祥敢去冲撞他。冯玉祥那时候的政治主张是希望国共合作的，但是蒋介石那时候党内的事情非常复杂，他不希望冯玉祥这时候来干预。冯玉祥身上，也有旧军阀的那一套东西，他认为咱俩是把兄弟，很多话就可以直接说。他打着白色的灯笼来看蒋介石，说，我都找不着路了。原来那段戏里并没有我，后来我们到一起和黄建新商量那场戏怎么处理。因为后面是蒋介石让毛人凤把冯玉祥杀了，我认为，如果不给蒋介石一个直接的刺激，戏会连不上。建新非常同意，于是我们就讨论我应该藏在哪儿。原来冯玉祥进来的时候，应该是让张建亚饰演的副官说:“委员长，冯玉祥要见你。”然后蒋介石说:“说我不在。”直接走了。但是走之后要躲到哪儿去呢？后来一说，我们专门在一个角落拍了一个镜头，表示蒋介石已经躲进屋里了。商量这出戏的时候，陈凯歌已经不在现场了，所以我们用替身在玻璃后面晃了一下，表示冯玉祥的声音在那儿，蒋介石已经听到了这话。

蒋经国去上海整顿金融秩序，去“打老虎”，是经过蒋介石同意的。有一场被剪掉的戏是这样的:蒋经国说:“父亲，党和国家的命运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蒋介石要求他:“你告诉我方法。”

但是蒋介石同意了之后，又告诉他不要打。这是很矛盾的，一听蒋介石的语气就知道，这是宋美龄告诉他的:“美国人现在要援助我们，而你非要说自己贪污腐败。那美国人这边怎么会拿钱给你？你必须要停止，不能把这些事情揭出来。”蒋经国“打老虎”，蒋介石从东北飞回上海制止他，最终还是因为宋美龄，因为牵扯到宋家宋子文的事情。到了他们这个位置，家庭里的很多事就与党和国家的命运有关系，家事就是国事。

我演戏，只演出当下的规定情景。我不会在一个戏、一段对话里承载那么多内容，那样演员就演不出来，演戏就是很简单的事情，越简单越好。但《建国大业》里有一些戏，我演起来，和蒋介石很贴近的感觉还是有的。

还有一场戏被剪掉了——关于蒋介石的戏，剪掉了8场，还有好几场戏中间被截断掉了。离开大陆前，蒋介石告诉蒋经国:陈诚到了台湾去做省府主席，你到台湾做省党部委员，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就做一件事——土地改革。

蒋介石一直在想一件事:我有几百万的美式装备，却被共产党的几千万民夫给打垮了。为什么？因为共产党得了人心，他把土地分给了老百姓，他得人心。那这种事情蒋介石也想过，但他做不了，因为国民党内部有太多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到了台湾之后，台湾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多关系，所以他对蒋经国说:你要把土地分给农民，做到耕者有其田，赢得民心。赢得民心之后，十年之内反攻大陆才有希望。

那场戏把陈坤演哭了。导演说:“陈坤你怎么哭了呢？”我记得陈坤说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父亲的杀伤力太强了。”陈坤说:我感觉到这是一个倔强的老人。

蒋介石身上有非常执著和倔强的部分。即使到了退守台湾之前，他还是没有完全放弃。蒋介石看到江山易主，他不服气:毛泽东是他一直瞧不起的，一群很土八路的人。那是一群什么样的军队？什么衣服什么装备？他怎么能把毛泽东的军队放在眼里？但是，他就是被这样的一帮人打败的。所以，蒋介石最后走的时候，部下问他要不要轰炸天安门，他说了一句话:“国民党败在自己手里了。”他心里总是觉得，自己毕竟是一代君王。

被删掉的另一场戏是蒋介石和马歇尔的谈判。那场戏，他当着宋美龄的面对马歇尔说:“你不是中国的太上皇，在中国我说了算。”蒋介石身上还是有霸气的，那场戏是最体现蒋介石的霸气的。我唯一遗憾的是，这部电影里展示他比较霸气一面的两场戏都被拿掉了。所以你现在看，会觉得蒋介石身上没落的东西多了点，霸气的东西少了点。

现在要再有戏让我演蒋介石，我还可以考虑，因为演一次之后，我觉得可以更简单地去接近这个人物。我演这个人物做了很多功课，用一次怪浪费的，再用一次也无妨。

我演不了毛泽东，百分之百演不了。毛泽东打败蒋介石是必然的，无论从哪一方面。毛泽东这个人运筹帷幄，他没有在战场上打过一枪，没有像蒋介石那样每天穿着军装、挎着刀做足仪式感，但无论从哪个方面他都比蒋介石伟大得多。■

许晴见了本刊记者，很认真地说，你能帮我声明一下么？我没有入日本国籍，我也没有出家。

许晴在《建国大业》里饰演1945～1949年的宋庆龄，那时宋庆龄已经50多岁。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许晴也曾因为本人与角色的年龄差异而犹豫，但让她考虑最多的还是宋庆龄本人的高度。“宋庆龄还是被‘神化’了的，还是会有绳子限着。所以演宋庆龄很难，如果真的按照模式化的表演方式，这个人就很容易被‘演死’。”

电影出来，朋友们夸奖她演得好，表演方法很现代，没把宋庆龄“演死”。

记者◎马戎戎

我不需要做宋庆龄的“特型演员”

对于宋庆龄，之前我对她的理解和大家应该都是一样的:很淡定、很端庄的女人。但这只是大家概念化的一个东西，真正拍这个戏的时候，真正去看她的资料，去接近她，才知道她内心的力量，她真的外表是非常柔美的花，内心却很坚韧。一般说，三个姐妹里，一个爱钱，一个爱国，一个爱权。她是爱国，那么一定是有着信仰的。

外表在当今的条件下是很容易达到的，漂亮和悦人眼目是很容易的事情，而内心的东西是最难表现的。角色能够动人心魄，需要创作者和整个角色达成的共鸣，这个共鸣就需要和角色本身有交叉点，这是我觉得特别难的。这就需要去积累很多。

演出《建国大业》之前，有不下三个剧本的“宋庆龄”来请我演，包括《大清风云》的导演陈家林，在我们拍戏的时候就说，“许晴你应该演宋庆龄”，还有《红磨坊》的导演，拍《水浒》的张绍林也这么说。他们都是老导演，都是60多岁，对宋庆龄有所了解。《建国大业》找我演宋庆龄，我并不惊讶，但是演出1945～1949年的宋庆龄，我有点扛不住，因为年龄相差有点远。更何况局限在电影里，而这个电影又包含了这个时期全部的历史，气势磅礴。虽然宋庆龄是里面的主要角色，但毕竟只有十几场戏，包括她之前的退隐、她之前的境遇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要在十几场戏里表现出来，怎么去展现都挺难的。所以演员一般都不敢接这个角色，因为也不是说这部电影她是主角，就好展现人物的各个面。

我收到邀请的时候，还在美国上学。他们说，那来试一下妆，好不好，你来感觉一下。化妆师王希钟老师也很优秀，他特别有意思，没有给我贴这个贴那个的，他说:“许晴，我认为不需要，你的气质和场足够了。”所以我在造型上就是把头发一梳，甚至连眉眼都没有特别刻意地去弄。因为他觉得已经有很多特型演员了，不希望我再去做宋庆龄的特型演员。

一开始，我总想的是年龄怎么和那时的宋庆龄相符。但是到最后，大家都认同，虽然我们想要塑造的宋庆龄是她50多岁的时候，但停留在大家记忆里的还是她最美的时候，也是最能代表她、最能概括她的时候，就是40多岁的时候。这样我就能接受了，我就觉得年龄方面不是太难的了。

演宋庆龄需要沉静下来

演宋庆龄的时候整个人要沉下来静下来。她和宋美龄是姐妹，她们的气质一个走外，一个走内。简单说，就是一个张扬一点，一个内敛一点；一个洋派一点，一个传统一点。

历史上，见过宋庆龄的人，都会说“她真的太美了”。她确实非常美，但她的美不是表面上常规所说的那种五官怎么美，而是她的气韵。她的这种气韵不是一天两天能够造就的，而是从骨子里从小而来的。这关系到她整个的学识背景以及她整个家庭的成长环境。我在上海的时候，专门去拜访了她的故居。她的那间屋子，家具全部是纯白色的，欧式的，地上铺了厚厚的地毯。还有一间上了锁，我们想办法从门缝里看进去，发现那是间书房，四壁全都是书。

我这次演宋庆龄，得到了领导的表扬。他说别的演员都是在演那个时代，唯独许晴是进入了那个时代。领导说，你看她鼓掌都是这样子，手臂是斜着的。这其实特别简单，因为我看了资料片，宋庆龄鼓掌就是这个样子。我确实做功课做得比较多，因为不能怠慢。我特别会注意这些细节，包括她的神韵。我觉得她最有灵魂的是，她眼睛里的爱，而且是慈爱，我觉得这才是最吸引人的。她坐在那儿就那么静，但是心里的场却那么大，她也不用说话。

理想主义者是最美的。

有一场戏，我拍摄的时候真的很感动，但是没有剪进去。那场戏就是宋庆龄和邓颖超一起谈论她们孩子的问题——因为这两个人都没有孩子，她们的孩子都在革命中流产了。其实女人在革命中的牺牲是最大的。作为女人，虽然我没有经历过生产也没有经历过流产，但我觉得是相通的。那场戏我们拍了两夜，很动情，一直在哭。那场戏是特别女人、特别阴柔的，看上去好像和整个电影的氛围不是很搭调，但其实我觉得特别搭调。革命轰轰烈烈，死的是男人，受伤最深的是女人。革命的成功，后面有许多人在奉献。

《建国大业》基本上还是英雄史观，焦点集中在历史的英雄人物里多，表现战争中个人所受的伤害少。唯独这场戏展现了，所以可能看起来特别突兀，就剪掉了。

邓颖超是奉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命令去请宋庆龄出山的。但我觉得，当时宋庆龄的心境，是不再想登政治舞台。对北平，她说了一句“伤心之地啊”，那里是孙中山逝世的地方。当然她还是爱国的，虽然她是处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但北平是她的伤心地也好，孙中山的去世和她对革命的一些看法也好，她对新中国还是寄予期待的。我不认为她是心灰意冷，我认为她表面是退，心还是在那里的，她对时局是很清楚的。尽管有个代总统，但是蒋介石还是掌管一切的，她一直在关心着，我认为可能比她在位的时候还要更关心。

有一场戏，是解放军官兵进上海，为了不扰民，都睡在街上。宋庆龄出去看到了，那场戏我的表情是悲悯的。我觉得她心里有悲悯之心，就因为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她对共产党有了信心，又找回了和孙中山一起革命的心情。所以她被感动了，后来才答应去北平。我一直认为宋庆龄是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是活得最辛苦的，也是最美的。

演完《建国大业》，我其实挺想演一次宋美龄的。现在可能还不能以宋美龄为一个题材来拍一个电影，但是我要和张国立一起演一个电视剧，我演宋美龄，他演蒋介石。我觉得她们两姐妹有相似处:她们对男人的爱、对自己内心要去扶持的东西的坚定态度是相同的。尽管她们是不同立场，但是作为两个女人，她们都是为了爱而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