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第一张反对票:候选人落选不再是新闻

1988年3月28日，在众多的代表中间，黄顺兴站在话筒前，大声说:“我反对!”

这位早年的台湾县“立法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投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史以来第一张反对票。当时人民大会堂在举行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的议程是选举专门委员会。会场的走道上每隔一二十米就有一个竖立的麦克风，当投票选举教科文卫委员会成员时，黄顺兴突然走到话筒前，大声说:“我反对!”他反对的理由是:虽然候选人他不认识，但从简历上看，该人选已经89岁高龄。“这么大岁数的人，不应该再辛劳他了。难道就没有年轻人为国家做事?”黄顺兴说。在第二天的报纸上，人们看到该职位果然易人。

在这年的人代会上，黄顺兴提出设立“秘密投票处”的建议。当时投票选举候选人时，代表们都是坐在各自的位子上，手里拿着长长一叠候选人名单，在上面圈票。“每一个人都挨得很近。你投谁的票，别人都看得见。这种投票方式违反了秘密投票的原则，但是没有人提出疑义。”黄顺兴说，“设立‘秘密投票处’的建议立即被采纳，但我发现很少有代表去那儿投票。”全国人代会本来没有大会发言这一项，黄顺兴提出，不管小组讨论怎么样，大会是全体代表沟通的一个机会，这个权利不可被剥夺。在黄的一再坚持下，有几位常委会委员也明确表态赞同，198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通过。

继黄顺兴之后，同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在通过第一个专门委员会民族委员会人选名单时，代表席上伸出了一支胳膊，声明弃权。她是来自香港的廖瑶珠代表。弃权的理由:“我并不是对大会推选的成员不同意，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我不认识，不了解，既然如此，我不会投我不了解的人的票”。

在众目睽睽之下，举手投反对票是需要勇气的。渐渐地，投反对票不再是新闻;渐渐地，候选人落选也不再是新闻。不同的意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代会上。

香港《大公报》在2008年3月18日说:“从1988年黄顺兴代表投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反对票，到如今一些决议表决中出现的500多张反对票和100多张弃权票，20年时间，人大代表们用选票表达意愿的能力日趋提高，民众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20、当上总监票人:湘妹子见证伟大时刻

2003年3月15日，是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吉首大学外语系老师张苹英终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她作为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工作的两名总监票人之一，近距离见证了民主，见证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产生的神圣时刻。

9时整，大会表决产生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头一天我已经知道自己进了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候选名单”，张苹英一拿到表决结果，便在监票人名单里寻找，可是没有找到。“正当失望的感觉越来越强的时候，我却在总监票人一栏里看到了‘张苹英’3个字!”

9时08分，总监票人、监票人就位，检验票箱和计算机选举系统。“就要上台了，我的心快要跳到嗓子眼了，双腿怎么也迈不开。长这么大，我面对的最大场面是系里的联欢会，哪里见过这么大的场面啊。”张苹英使劲为自己打气，“千万别出错啊!”一旁的代表鼓励她说:“你不是老师吗?你把主席台当讲台，把全体代表都当做学生，就肯定不紧张了。”

“踏上主席台的那一刻，我感到全场的眼睛都在盯着我，我意识到此时我的责任重大”。张苹英站在一号票箱边，听到身后有人叫她的名字，她转过身去惊奇地发现，叫她的是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之一许嘉璐。“你一定是湖南妹子。你长得那么小巧，就是湖南妹子。”许嘉璐话音一落，周围响起善意的笑声。“那一刻，我的紧张感一下子减退了不少”。几分钟后，张苹英在票箱检验结果报告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向全场报告:“票箱检查没有问题，计票数据已经归零，计算机选举系统已经准备就绪。”当时，张苹英的嗓音有些颤抖，“不过，语言还清楚”。

9时37分，投票选举。作为场内唯一的总监票人，张苹英站在离一号票箱不到两米的地方监督着全场投票情况。主席团每一位领导同志都从她身前走过，“他们投票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11时，宣布计票结果。“我第一个看到了计票结果，我没有感到意外，因为那份名单上的名字都是我们心目中的人选。当大会主持人、主席团执行主席王兆国宣布结果时，代表们给予每一位当选的领导人热烈的掌声。我知道，这掌声代表的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张苹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