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15日，人民大会堂正式对外开放。
从此，每天约有三四千名游客进入大会堂参观。一组统计数据显示:从1979年7月15日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到2004年10月底，25年间共接待海内外参观者5040多万人次。
有人质疑“人民大会堂 还是人民的吗”？
其实，1979年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那并不是它的第一次。
早在20年前的1959年，作为向建国十周年献礼，人民大会堂正式竣工建成。当时，除了党和国家的政治活动外，大会堂每周都设有一两天的开放日，让普通老百姓可以走进这个神秘的殿堂，一饱眼福。
“都是单位发票去参观。”家住西交民巷的李建华老人回忆，人民大会堂建成后，北京各单位团体都组织参观，先是机关，然后是厂矿，再是街道。有的人在参观的前一个晚上就激动得睡不着觉。
“那时不收费。”一名70多岁的高检退休老干部还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每逢节日大会堂都会有活动，各大单位都会发票，“还举行套圈等游戏”。
不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天安门广场红旗漫天，人民大会堂却被封闭起来，只用于举行大型会议和中央领导人办公、接见活动，不再对外开放。
在西交民巷老住户的印象中，距他们百步之遥的大会堂突然神秘、陌生起来。一道铁护栏横在大会堂东门外的广场上，警卫线则一直向东延伸到广场西侧的马路沿上，大会堂四周平时遍布岗哨，不准群众接近。
“领导都怕出事。”人民大会堂管理局退休人员刘老先生透露，当时社会局势比较乱。
就这样，人民大会堂对普通老百姓封闭了10余年。
“文革”结束后，一句话逐渐在人民大会堂内流传起来，“人民大会堂还是人民的吗？”更重要的是，一些中央领导对此也颇有微词，“几次会上会下都提起过。”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人民大会堂封闭的做法，再次遭到一些老同志炮轰，再次提起这句话。
情况在1979年1月27日晚发生了变化，中断了15年的首都群众春节联欢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颖超代表党中央宣布:“人民大会堂将向各界群众开放。”
农民参观大会堂: “庄稼人能有今天，知足了”
“排队参观的，人山人海。”李建华老人仍记得1979年7月15日的情景，队伍从大会堂的东南门一直排到天安门广场中间，大概能有上千人。
那天，人民大会堂正式对外开放。
西交民巷居民老王每天都去天安门广场遛弯，7月15日那天，他看到很多人在广场排队，上前打听才知道人民大会堂开放参观。
“门票两毛钱。”他说，自己一辈子都会记得这个价格，因为那天遛弯身上没装太多钱，就剩两毛钱了，而当时的烧饼是5分钱一个。
人民大会堂内的红地毯就把老王惊呆了，“楼梯上都铺着，的确比家里的房子好。”
他记得，在万人礼堂“江山如此多娇”图画前，还开设了两个摄影点，收费拍照。不少外地的农民都来参观，在大会堂内边走边感叹:“庄稼人能有今天，知足了。”
当时，大会堂开放供参观的除了中央大厅、万人礼堂、宴会厅、迎宾厅之外，还有湖南、广东、四川、辽宁、台湾等厅。不过，许多人提意见说，开放的太少了，各地的群众都想到自己家乡的厅去看一看。
1979年9月1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解释了“开放太少”的原因。
原来，当年“扫四旧”之风和极左思潮遍及全国的时候，大会堂也未能幸免，有些厅室遭到严重破坏，有的厅室除留下一架屏风之外，四壁空空。著名国画家潘天寿、吴作人的作品，被从墙上弄下来，弃置于仓库十年之久。有些家具被私人占用，布置在台湾厅内、用台湾草编织成的一些沙发，也被江青占为己有。
青海厅一幅大型挂壁国画《祁连新貌》，被“四人帮”中的一名成员搬到清华大学去装饰他的“接见厅”，直到1979年上半年才找回来。北京画家俞致贞创作的大型屏风重彩工笔画《荷花》，被重新“发现”时，已经“变”成了一幅大语录牌。
尽管如此，公众参观的兴致还是很高。开放不到半年时间内，人民大会堂接待国内参观群众130多万人次，华侨及港澳同胞13000多人次，外宾3000多人次。
涉足商业活动 帕瓦罗蒂举行个人音乐会
大会堂对外开放，受益的不仅是老百姓。当时每张两毛钱的门票费用，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可以减轻大会堂的经费压力。
建筑面积17.18万平方米的大会堂，主要维护修缮费用由中央和各省市拨款，但日常维修，水、电、暖等仍是不小的开支，“经常感觉行政经费比较紧。”一名管理局办公室的退休干部说，人民大会堂的门票，以及在大会堂内开设的小卖部等收入，使大会堂在交水、电、暖等费用时不再“那么捉襟见肘”了。
人民大会堂的主管部门几经变换，先后归属国务院、北京市委、中共中央办公厅，现主管部门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门票和小卖部初见成效后，人民大会堂加快了商业化的步伐。大会堂管理局曾向主管部门中共中央办公厅递交过一份“五年改革设想”，希望试行部分企业化管理，力争5年内达到行政经费自给自足。
“这是受了小卖部的启发。”一位曾在大会堂负责餐饮的工作人员说，门票和小卖部搞活后，其他部门也纷纷要求搞活。
这种情况下，人民大会堂又陆续开放了国宴服务，场地租赁服务等。至此，人民大会堂作为一些公共活动和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某种意义上真正成为了人民自己的“豪华客厅”。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著名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1986年7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个人音乐会，成为第一位在大会堂演出的外国人。
据当时大会堂工作人员称，那场演唱会的门票价格几百块，相当于老百姓好几个月的工资，但当晚的人民大会堂爆满。此次经历给大会堂举办商业演出提供了信心。
曾供职于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证实，自从开放以后，大会堂逐步有了一定的收入，以收抵支减轻了国家负担。上世纪80年代末，大会堂在行政经费上已达到自收自支。
这些商业活动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先是国家一些部委、省厅部门在大会堂办活动，然后是大型国企，此后是外资巨头，最后才是国内的民营中小企业。
对此，坊间更看重开放的社会意义，有评论称，“真正把人民大会堂还给人民的力量，不是行政命令，而是商业效益。”
演唱会风波， 有人称“大会堂成了迪厅”
正当人民大会堂的商业活动渐入高潮时，议论因一场演唱会而起。
2006年9月22日，韩国安七炫与中国台湾吴建豪“跨国组合”的演唱会在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举行。演出进行到三四十分钟时，就被大会堂人员临时喊停。
歌迷小丁亲历了那场演唱会，她记得，演出一开始，前面的观众就从座位上站起来，后边的只能站在座位上，有的歌迷情绪激动，甚至站到或跪到人民大会堂的桌子上。
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喊破嗓子都不起作用，见到这般架势，只好临时叫停演唱会。广播人员都急昏了头，“请大家不要坐在椅子上，全部回到桌子上”。
广播称，人民大会堂是庄严、神圣的地方，如果不能遵守观看秩序，将中止演唱会。大约5分钟后，演唱会继续进行。
更多的争议发生在事后，一些歌迷将现场踩桌子、满地扔垃圾等照片发到网上，掀起一场“人民大会堂变成了迪厅”的讨论。
很多网友跟帖谴责，那些见证过无数人大代表议事的桌子，就这样被疯狂的歌迷踩在了脚下。同时，也有人质疑，人民大会堂的商业化没有原则。
不过，多名曾在大会堂管理局工作的人员证实，“原则要求很严”。对于承接社会性的活动，人民大会堂一直坚持三条原则:一、不能影响党和国家的政治活动进行，如果有冲突，外部单位的活动就要取消、改道或者改厅室；二、不能影响大会堂的安全，每一个进入大会堂的人都要接受严格的安检；三、不能影响大会堂的政治声誉，所有活动必须健康积极向上。
7月8日，人民大会堂二楼走廊的休息区，一名卷着裤腿、穿着凉鞋的男游客，脱了鞋斜靠在椅子上。他说，刚进来时挺紧张，以为有武警跟着，“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后来发现，在参观区可以随便走，随便看，就放松了很多。他脸上显出一副满足、惬意的样子。
【新观察】
“庙堂”与“江湖”的距离
在古代中国，“庙堂”与“江湖”的距离是遥远的，皇宫、官衙总是高墙深院，戒备森严，小民百姓休说进去大摇大摆逛一圈，可能连仰视的胆量都没有。
而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虽然政府成了人民的服务员，可“庙堂”与“江湖”的距离似乎依然遥远，政府机关躲在高墙背后，神秘而不可亲近，这一切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所“松动”。
1979年7月15日，作为中国最高的政治议事殿堂，人民大会堂开始对公众开放。
1980年5月起，作为国家权力中枢的中南海，也部分对外开放，每到周六、周日，有组织地接待公众参观游览。到了上世纪90年代，大连市又开风气之先，率先推倒政府大院的围墙，此举为一些地方所仿效。进入新世纪，“公众开放日”成为外交部的一项固定制度，该部每年都会多次组织全国各地的民众参观外交部。最近有新闻报道说，广州市民现在可以在假期进入市长办公室参观。
政府机关不再冷面拒人，俯下身来拥抱公众，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进步的又一见证。事实上，建设现代政治文明，政府机关本身的开放性是一个重要指标。
政府机关由纳税人供养，其一切设施都属于公共资源，它不应是某些部门、某些官员所专享的，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在不影响政府机关运转的前提下，允许公众分享。所谓“透明政府”，一方面是实质意义上的，即政府决策过程要让民众看得明明白白；另一方面也是形式意义上的，就是说，政府的一切运转活动，除了少数需要保密之外，也应当是看得见的，政府的大门应该尽可能地敞开，以自信和热情面对公民。
向公民开放，政府不应将其理解为被动的义务，更应积极认识到其对“政府公关”的促进作用。在这样一个传媒时代，是否重视公共关系，建立起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关系到政府施政的成效。向公民开放，这是政府展现亲民、向公众“推销”自己的绝佳机会。在这方面，国外就有许多经验可鉴，例如精心设计每个细节，市政府门前甚至竖起“欢迎市民到市政府如厕”的告示牌；在公民的游览活动中穿插政策的包装，争取公民对于政府工作的支持等等。
在中国，政府机关的开放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虽有一些成果，但总体的开放程度还不尽如人意。大多数政府机关还是习惯于把民众当成安全的威胁，门禁森严；已有的一些政府机关开放活动，筹划上还有许多不足，比如，开放时间没有制度化，向参观民众收费等等。
建设更开放、更亲民的政府，期待决策者拿出更大决心与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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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彭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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