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说

关于口述

对于口述民国风云人物，唐德刚自己也说:“作为一个海外的华裔史学工作者，眼底手头所见，是一些琳琅满目的中华无价之宝，眼睁睁地看着逐渐流失，内心所反升的沉重的使命感和遗恨、惋惜之情交织，而又无能为力，心理上的孤独质感，真非亲历者所能体会于万一也。如果这些有价值的活资料，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不能完好保存下来，那么很可能就会丢失。那就是我们这代史学家的失职。”

“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一般认为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芮文斯教授开创，但唐德刚在他《历史是怎样口述的？》一文中表示，《史记》是我国史籍中最早的“口述历史”，“《史记》里根据‘口述’而写出的‘历史’还可以数出很多条。司马迁那时虽然还不会使用‘录音机’，‘口述历史’的笔记记录，倒被这位杰出的史家充分地利用了。”

不过这个口述传统之后一直为中国史学界所忽视，被埋没了两千多年。唐德刚回忆自己做口述史的机缘，还是和老师胡适有关。“为着他（胡适）自己的‘口述’自传，胡先生总是向我叹息说，这工作有谁能承担起来，职业化一下就好做了！”正在这个时候，前美国驻华记者罗拔·卜顿来到纽约和唐德刚相遇，之前罗拔在香港做了张国焘的口述。唐德刚兼职做了罗拔的翻译，和他一起合作。罗拔建议唐德刚，先找一位中国名人做访问对象。然后向福特基金会申请研究经费。

“我告诉罗拔说，中国‘名人’那时在纽约当‘难民’的真是‘车载斗量’了，不过我认识的只有胡适之先生和陈立夫先生二人。”“‘胡适绝对是个好题目！’罗拔说。所以我就向适之先生打电话了。”那是1956年的冬季，唐德刚和胡适谈了一整晚，“谈得起劲了，他找出本地图，用张薄纸蒙在上面，为我画了一张他故乡的地图。”但此次口述胡适因为经费和胡适本人原因，最终胎死腹中。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后来在福特基金会赞助下渐次形成，唐德刚被指派为胡适的助手，“正式工作”。

关于胡适

1957年，唐德刚做胡适口述，后来出版了《胡适口述自传》一书。唐德刚也一直以胡适学生自称，可在中国近代史上自诩胡适学生又何其多。不过唐德刚自己也说:“我不能不承认我也是胡适之的学生。胡老师生前一直是这样替我介绍。我也从未否认过。我这个学生，除追随他去听他讲演之外，没有正式拿他学分，但是我却单独上过‘胡适学’大课一千小时上下，这是胡适所有的学生中，前所未有的事。我不是替胡先生提皮包、延宾客，我是真正地上课——这一点我得感到恩师独厚！——做了胡老师收山小门生。”

唐德刚还说，“我是胡氏最失意时期、最孤独时代的学生。……胡先生那时同我的关系，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乞丐小和尚的关系。”因为长期的访谈，唐德刚说，他看到了胡适生活和学问的另一半，他还做打油诗描述胡适在美国的二十七年:“人生七十不稀，胡生七二何奇？前二十年海啸，后十年未老。成熟时期共有五十二年，有二十七年在美国过了！”

那什么是“胡适”？唐德刚说:“胡适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已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名，它代表一个文化整体。因为胡老师已不只是某一行的老师，他简直是众多重要文化行道中的共同宗师。”

那什么是胡适时代呢？唐德刚说:“在1917年以改良起，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再造文明、全盘西化终，这个所谓新文化运动，出了个大英雄，这个大英雄就是胡适之，这个新文化勃起的时代，也就是胡适时代。”

在唐德刚看来，终胡适一生都是空想。所谓“科学”，只限于少数象牙之塔内的知识分子，塔外军、政、商、学，用上科学的就太少了。“至于实验主义被视为资产阶级最反动的哲学，那就更无论矣。”至于胡适的幽灵之后的复活，唐德刚说:“胡适时代卷土重来，则中华民族兼中西之长，在超西方时代走向康庄大道，向西方作文化反挑战，为时当不在远。”唐德刚在一次演讲中甚至鼓吹:“诸位，让我们一齐鼓掌，欢迎胡适时代卷土重来！”